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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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融入 城市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6.9亿，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尽管中国用大约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但始终没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改革滞后于城市化这两大问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监测数据，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者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将该群体纳入较高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安居乐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有利于从宏观上刺激居民消费和拉动内需，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动力。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归属感，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工群体庞大，一旦遇到经济周期波动无业或失业，想在城市居留，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救济和保障，就容易出现“自我救济式犯罪”，有可能演化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赵光伟，2010）。
正因如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态度和应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正在改变，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并出台一些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变化确实在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和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必须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于城乡之间。这表明现行的社会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即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上有何不同？究竟是哪些因素束缚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迫切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经验依据。
二、文献回顾
社会融入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来源：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融入是解读社会和谐和社会冲突的核心概念。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融入概念源自涂尔干，他在劳动分工论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由此被现代社会学家所借鉴和使用（Friedkin，2004；Jupp，Nieuwenhuysen&Dawson，2007；Green&Janmaat，2011）。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为什么能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保持社会凝聚力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演出社会融入的概念，并构想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之上（Durkheim，1933）。社会融入的着眼点和研究视角偏重于宏观，是基于人群特征研究整个社会中的社会链接和社会融入，比如种族和移民等。除了宏观的理论视角之外，在微观方面，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融入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他们把社会融入指标区分为态度和行为两个方面，并据此测量个体认同和群体融入（McPherson&Smith-Lovin，2002）。弗里德金（Fredkin，2004）认为，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融入的定义侧重于个体的态度和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焦点不再简单地集中在个体层次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群体性社会融入。研究者还发现，社会网络、社会链接与社会融入具有密切联系，较强的人际关系纽带有助于社会融入。比如，Lawler和Yoon（1996）就将社会融入界定为个人在社区层次上建立主要的社会网络，把社会瓦解（social dissolution）视为与社会融入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网络、社会链接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也多为研究者强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现有文献中，很多学者将社会融入（social cohesion）和社会融合（social assimilation）交互使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融合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帕克（R.E.Park）把社会融合视为一个渐进和不可逆的社会过程，认为移民族群融入有四个阶段：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modation）和融合（assimilation），并发展出“边缘人”、“陌生人”和“社会距离”等概念。Warner和Srole（1945）开创性地提出了“直线型融合”概念，认为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融合有许多步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与本地原住民会越来越相似。随着越来越多新移民的涌入，即便是崇尚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对新移民的吸纳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者们通过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的研究发现，移民越来越多地保留了来源地的传统和习惯。这一发现开启了后来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论（Glazer&Moyniham，1970）。对芝加哥学派“直线型融合”的批判来自Gans（1979；1996），他提出了“曲线型融合”（bumpy line theory）的研究范式，认为移民未必能够在新社会环境中实现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即便是第二代移民也可能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无法真正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关于社会融合比较新的理论是“区隔型融合”（segmented assimilation）的研究范式，Portes和Zou（1993）认为，新移民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既可能按照传统直线型融合模式，融入主流社会或者中产阶级圈子，也可能被迫融入下层社会。当然，进入下层社会的移民也有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于户籍制度、人力资本和关系网络的现实，区隔型融入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
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有显著差别，前者来自涂尔干关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如何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思考；社会融合产生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试图解决大规模移民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转移过程中的适应和融入新社会的问题。这两个概念虽然来源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中，社会融入偏重于宏观社会，社会融合则多与个人和群体相联系。但随着社会政策理论对社会融入概念的使用和推广，前者的政策意义和可操作化性强于后者，因而本文多统一使用“社会融入”概念。
现代社会政策理论是社会融入的另一个理论来源。这一理论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但影响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近年来对移民问题研究的焦点，已经从类似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视角转向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社会学视角（Bischoff，2002）。其原因并不是经济学视角不再重要，而是人们对经济学的观点已经耳熟能详，而社会政策制定者更需要知道新移民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融入如同全球化一样，成为一个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流行语（J.Chan&E.Chan，2006）。世界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始意识到社会融入等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拿大政府在1996年组建了“社会融入工作网络”（Social Cohesion Network）。社会融入这一概念还被引入讨论反恐和穆斯林人口在西方社会的融入问题，如在法国，作为第二代移民的阿拉伯人和罗姆人，虽然已经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但他们不但难以融入社会，甚至还成了城市骚乱的主力。
第一个把社会融入作为政策工具界定的是马克斯威尔（Maxwell，1996）。他认为，社会融入包括建立共享的价值观，缩减财富和收入差距，总体上让人们感觉到他们融入在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面对共同的挑战。Jenson（1998）发展出一套理论，用五个连续维度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融入程度。Bernard（1999）在其基础上将社会融入的指标发展为六个维度，包括：“归属感-孤独感、包容-排斥、参与-不参与、认可-拒绝、合法化-非法化、平等-不平等”（Bernard，1999）。他还把这六个维度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区分为形式和本质的两组测量指标。这一政策工具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作化为不同的具体指标，广泛用于测量社会融入状况的政策研究中。可见，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提供了社会融入这个概念的基本界定，但社会融入被引入具体的政策实施却是在近十几年由政策制定者和基于政策取向的研究者完成的。
与西方国家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大量文献相比，国内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还刚起步，且多沿袭西方社会融入理论的脉络。一些学者虽归纳和改进了已有的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范式和指标体系，但并未根据中国的经验进行验证。比如：梁波和王海英（2010）归纳了关于移民融入的类型化研究，列举了以戈登（Gordon）为代表的结构性和文化性“二维度”模型，以杨格-塔斯（Junger-Tas）等为代表的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和政治-合法性融入“三维度”模型，以及以恩泽格尔（Entzinger）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四维度”模型。杨菊华（2009）的观点更接近于直线型融入，她认为，在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层级关系、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经济整合应该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杨菊华（2010）还建立了一个三级指标体系，包括16个具体指标和若干可测量变量或参数。吴新慧（2004）认为，由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表现为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的三种生存状态。
也有一部分学者结合西方社会融入分析范式进行中国的经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风笑天（2004）对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对上海流动人口中白领人群的社会融入研究；关信平和刘建娥对广州、昆明、上海、沈阳和天津五大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关信平、刘建娥，2009；刘建娥，2010）；周莹（2009）对青年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研究，等等。此外，任远和邬民乐（2006）、王桂新和王利民（2008）先后对近年来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做了较为详尽的综述，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对于国内学者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以做以下评析。一是社会融入的测量及指标设定。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融入的分类和指标设计各有不同，但在社会融入的层次划分上基本能够形成一致性观点（如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行为、心理和身份等层次），而在具体的测量指标设定上分歧较大。二是学者们对于社会融入的过程是否存在一个从经济、社会到文化或心理层面这样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或者这种递进关系的顺序是什么，都存在不同意见。三是对社会融入的归因解释上，国内学者基本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主要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三个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将流入地的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四是研究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是以个体层次的案例和变量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样本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或者单一城市，缺乏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
三、研究思路及假设
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划分，可以按照农民工流动区域，如国家统计局就按此分为本地农民工和流动农民工；也可以按照农民工年龄划分代际，比如国家统计局在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包括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信息的详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提出的依据是中国社会中存在农民工代际更替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对研究中国社会农民工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王春光（2001）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他（王春光，2010）在新近的研究中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面临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政府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因此，“碎步化”社会政策调整已不足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李培林和田丰（2011）的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与按照农民工流动区域的划分方式相比，依照代际来划分农民工的方式能更有效地凸显农民工的未来发展趋势和特点。因此，本文将流动农民工群体按照年龄划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以1980年为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前出生的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
与以往的研究设计相比，本项研究设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按照区域流动范围，将进城农民工划分为本乡镇流动、跨县流动和跨省市流动；第二，本研究划分了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身份层次认同等四个层次，并假定四个层次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第三，在社会融入归因方面，本文接受以往学者总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政策三个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首先，中国的农民工流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受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难以在城市社会扎根，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二代移民”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状况上的差异，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理解。第一，从代际差异看，一般西方移民理论认为“二代移民”由于在迁入地的城市社会中成长起来，其社会融入状况要比“一代移民”好，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却与父辈一样，仍然是在迁入地的农村地区长大后才流动到城市社会，其社会融入状况是否优于老一代农民工，还存有疑问。第二，从社会政策的影响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已有较大改善，至少政策设计的意图是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制度环境改善的受益者显然是新进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从劳动力结构需求变化看，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悄然改变，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技术工人短缺越来越明显。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而新进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其适应程度应该好于老一代农民工。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
其次，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受关注的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越好。此外，考虑到中国不平衡的城市化过程，不同地区的政策制度因素存在显著差别，且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存在潜在影响，故而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2.1：流动农民工人力资本越高，其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2.2：流动农民工社会资本越高，其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2.3：流动农民工获得保障越多，其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最后，根据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理论，学者对社会融入的认识从直线型融入到曲线型融入，再发展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型融入理论。而中国学者多强调直线型融入的理论脉络，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近似于直线型融入的研究假设，并加以验证。
假设3：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11年7-11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CASS2011）。该调查通过PPS抽样，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个县（市、区）的480个村居，共入户访问了7036位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
调查结果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76岁和25.5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97年和10.17年，两者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备更好的文化知识储备。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比例分别为64%和54%，两者相差十个百分点。这与农民工的流动模式相关，一些女性农民工在婚后或者生育子女后就不再外出打工，所以年龄较大的老一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较少。
由于本次调查在抽样设计时是以住户为主的地图抽样，将工厂、企业和工棚等农民工可能高度集中居住地排除在地图抽样范围之外，因此，这些地点的农民工样本相对较少。从分析结果看，居住在集体宿舍、工棚及其他地点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到2%，新生代农民工也仅略高于5%；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自建或者自购房屋的比例分别为78%和60%，租/借公房或者他入住房的比例分别为21%和35%。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流动区域，在本乡镇流动的农民工显然更可能居住在自建或者自购房屋中，而离开家乡到外地流动的农民工则需要居住在租住房屋或者集体宿舍等地方，因此，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和流动区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一点在农民工流动区域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老一代农民工流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本乡镇，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区域要更为宽泛。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本乡镇流动的比例分别达到49%和72%，本县市流动比例分别为13%和17%，跨县市流动的比例分别为16%和34%；流动区域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在本乡镇流动的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与本地城镇人口差异不大，他们在本地的社会融入过程要容易一些。跨县市流动的农民工的境况则显著不同，大城市的一些农民工不但面临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受到生活方式差异上的歧视，社会融入的难度显然要大一些。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居住模式和流动区域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知识储备上有一定优势，流动区域更为宽广（见表2）。本文将在后面分析这些特征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
四、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参考前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本文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等四个不同的层次，并逐次描述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四个不同的社会融入层次的基本状况。
（一）经济层次的融入
在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都不可避免会遇到新移民问题，而新移民问题的关键是就业问题。威尔逊（2007）的底层社会研究中发现，即便是在获得了法律上平等的公民权利前提下，美国大城市里的新移民——黑人群体，由于无力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变迁，比如从生产性行业向服务性行业的转移，与流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之间的社会断裂现象仍普遍存在。梁波和王海英（2010）总结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层次融入主要指移民在劳动力就业市场、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消费模式和住房等方面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通过其与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水平的差距来测量。
经济层次融入主要强调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职业地位，以及从事该职业的收入及家庭消费情况。长期以来，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过程中，缺乏充分的技术培训，人力资本提高相对有限，加之企业很少有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预期，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主要体现为低层次的水平流动，职业地位改善程度相当有限。从调查结果看，虽然农民工群体中也有部分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拥有较高技术能力，但大多数仍在流入地从事较低职业地位的体力劳动和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如果按照职业类别区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显而易见的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状况非常糟糕，因为他们大多数从事的是一般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艰苦和劳累的职业，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本文通过具体的工作条件、收入和消费状况来分析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分别为23.96天和25.68天，平均每天工作9.49小时和9.00小进，换算成每月共计的工作小时数分别为227.38小时和231.12小时，两者之间差异并不是很大。老一代农民工工作技术水平比新生代农民工要低一些，同样在平均每月收入上，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2549.84元）也要低于新生代农民工（2873.33元）。在扣除了最高的1%和最低1%较为偏倚分布值影响后，两者的收入分别为2152.84元和2432.05元，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在家庭年消费的差异上，新生代农民工也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见表3）。
（二）社会层次的融入
经济层次的融入会有助于迁移人口或者流动人口在社会层次的融入，社会层次的融入是在经济层次融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层次融入强调劳动、就业和收入不同，社会层次融入更强调流动人口在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的融入。对社会层面融入，尤其是与周边邻居社会互动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数量角度，即测量被调查者在其居住的社区中拥有的能够进行良好互动的邻居的数量来辨识其社会层面的融入程度；第二类是强度角度，即测量依据被调查者与周边邻居互动行为的强度差异来辨识社会层面的融入程度。本文选取的测量指标包括与流入地居民社会互动的强度。
在中国社会中，邻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比如居住在一个小区内和居住在一个楼层都可能被界定为邻居，这样就会增加调查数据的模糊性。为了统一社会互动的测量标准，调查问卷中对社会互动交往的测量题目是问被调查者“您对住得最近那一家邻居有多少了解，交往有多深？”，之所以选取最近的邻居作为问题的对象，是因为被调查者与距离最近的邻居产生社会互动的可能性要高一些。测量社会互动的十项指标及数据见表4。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互动状况不如老一代农民工，无论是比例最高的“见面相互打招呼”，还是比例最低的“向邻居家里借过钱物”，老一代农民工都要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状况与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区域有很大的关系，老一代农民工流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本乡本土，故而其社会互动的频率要高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在异途他乡，社会互动程度明显不如老一代农民工。
（三）心理层次接纳
本次调查对被调查者心理层次接纳有两组递进式问题（见表5）。这两组问题从两个维度分别测量了被调查者对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也即社会融入过程中分别与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人的心理接纳程度差异并不明显，只有在与农村人结为亲家上有较大差距。在对城里人的接纳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显然好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愿意与城里人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成为亲密朋友的比例高于83%，老一代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比例则低于79%。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不同，后者多数有农村务农的经历，或多或少带有叶落归根的情结；前者多数直接从学校走向城市，缺少农村生活的感受，比后者多的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故此，从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心理接纳是不同的，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较高。
（四）身份层次认同
社会融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即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西方社会移民研究发现，特别在跨国或者跨民族的第一代移民中，放弃对原先国籍和民族的身份认同，转而认同自己为新国家或者新民族的一员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过程远远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层次的融入，有的移民甚至终身无法实现在迁入地的身份认同。
中国流动农民工难以实现“城里人”和“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主要原因是现实社会中存在严格的制度隔阂，这种隔阂很难因为流动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和本地习惯而改变。也即，中国流动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个人内心，而是来自外部环境。这可能是中国流动农民工与西方社会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最显著差别。正是在户籍制度的隔阂下，很多在城市里工作或者居住了较长时间的农民工也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分析发现，老一代农民中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比例只有9.04%，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有17.6%，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见表6）。
（五）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归因解释主要可以分为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和流入地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其中自身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类。人力资本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的就业岗位越好，收入也相对较高，经济层面融入更为容易。此外，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在工作环境中能够更多接触人力资本较高层次的本地居民，加快其社会融入的速度和程度。对流动人口而言，受教育水平是衡量其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前文已经分析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工，其流动区域越大，这意味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容易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找到工作。
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在以往研究中也被关注，在中国注重“社会关系”的现实环境中，社会资本可能发挥比人力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往往需要通过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发挥作用。本文根据流动人口在当地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衡量社会资本的差异，发现城镇人口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比农民工更高；农民工群体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与流动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跨省农民工参与校友会、同乡会和联谊组织的比例要高于跨县流动农民工，而跨县流动农民工参与校友会、同乡会和联谊组织的比例要高于本乡镇流动农民工。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可能是距离越远的流动农民工越希望通过参加社会组织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动区域越大，越有可能有意识地去利用社会资源，或者相应的社会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流动到更远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农民工获得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指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更高，比如参加同乡会、校友会、联系组织和职业团体的比例都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老一代农民工参与宗教团体和宗亲会的比例要比新生代农民工高（见表7）。
政策制度因素在欧洲国家移民研究中倍受重视，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对欧洲国家之间移民社会融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制度鸿沟的存在阻碍了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随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农民工具有了更多获得社会保障的待遇的机会，这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在户籍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本文衡量政策制度因素影响所使用的指标是被调查者获得社会保障的情况，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从分析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见表8）。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本文还分析了农民工对成为城里人的条件的看法（见表9）。分析结果显示，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人”成为“城里人”最为重要条件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大部分被调查都将经济层面融入视为最重要的条件，选择在城镇购买住房和在城镇工作的比例较高。其次是选择制度性因素，即获得城镇户口；最后才是选择社会层面融入，即选择与城里人结婚和在城市有很多熟人。事实上，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经济层面的融入可能也是最为容易实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不同层面的基本状况，包括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分析了影响社会融入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制度。在下文中，我们将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等工具来分析这些因素对社会融入各个层面的影响。
五、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使用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前，有必要对相关因变量和自变量加以调整以便后续分析。这些调整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层面融入的模型中，本文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平均收入差异作为因变量，按照不同省份计算本地城镇户籍人口的收入均值和标准差，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转化为相对值。同时，考虑到少数省份样本量相对较少，为避免误差的影响，将一些省份的样本进行了合并，如将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合并，将新疆、青海和内蒙合并。此外，还对一些收入较高的奇异值做了处理。
第二，在社会层面融入的模型中，本文将社会互动程度作为因变量，对十项不同内容的社会互动做因子分析，获取其公因子。经因子分析后，提取出一个特征根为5.00，各个因子负荷在0.61以上的公因子，作为因变量。其变量类型为连续型变量。
第三，在心理层次接纳的模型中，本文使用的因变量是流动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包括是否愿意与城里人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成为亲密朋友和结成亲家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同样是做因子分析，获取其公因子。经因子分析后提取出一个特征根为2.98，各个因子负荷在0.66以上的公因子，作为因变量。其变量类型为连续型变量。
第四，在身份层次认同的模型中，本文将流动农民工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与否作为因变量，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赋值为0，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赋值为1。变量类型为分类变量，使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第五，在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变量使用的是受教育年限、性别、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社会资本变量是被调查者参与本地组织的累积频次，参与社会组织数量越多，视为社会资本越多；政策制度变量是被调查获得社会保障的累积频次，获得社会保障数量越多，意味着面临的政策制度环境越宽松。
表10模型1以农民工的相对收入为因变量，主要分析了农民工在经济层次上的融入。男性与女性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男性要高于女性；工作技术水平越低，相对收入也越低，从事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0.1水平上显著低于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从事体力劳动力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0.001水平上显著低于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说明从人力资本影响来看，从事技术工作和男性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及经济融入程度要高。尽管前文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模型1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收入在0.1水平上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同样，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跨乡镇流动农民工和跨县市流动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统计上显著高于本乡镇流动农民工。而代表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代表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参与数量和代表政策制度的社会保障获得数量对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统计上则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2分析了代表社会层次融入的社会互动状况。性别和工作年限在统计上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的社会融入程度更高；工作年限越长，社会融入程度也越高。跨乡镇流动农民工和跨县市流动农民的社会融入显著低于本乡镇流动农民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工作技能水平、获得社会保障程度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在统计上对社会层面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同样，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层面融入上并无显著差别，经济层面融入对社会层面融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模型3分析了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社会保障在统计上显著，即社会保障数量越多，农民工对城里人的接纳程度越高。另外，经济层面融入会对农民工心理上接纳城里人有所帮助，在0.1的水平上显著，即农民工的相对收入越高，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越高。其他变量均对农民工的心理接纳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实际上，导致诸多变量对农民工心理层面接纳没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已经很高，且彼此差异相对不大。
模型4分析了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在统计上显著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exp（0.09）=1.09]，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程度更低[exp（-0.55）=0.57]；与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相比，从事半技术半体力工作和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在统计上的可能性也显著更低[exp（-0.42）=0.66，exp（-1.23）=0.29]；跨乡镇流动农民工和跨县市流动农民对自己是城里人的认同在统计上可能性显著要高[exp（0.94）=2.56，exp（1.04）=2.83]。还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认同自己身份是城里人的可能性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显著差异。
经济层面融入对身份层面认同在统计上不显著，社会层面融入和心理层面接纳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一样。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层面融入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认同自己身份是城里人的可能性就越低[exp（-0.32）=0.73]，心理层面接纳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认同自己身份是城里人的可能性越高[exp（0.63）=1.88]。这说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并非融入主流的城市社会，而是接近于区隔型的融入，即融入城市底层，这种区隔型的社会融入虽然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社会互动，却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社会的裂痕。
综合上述四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关于假设1，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假设几乎完全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平均教育年限更长，流动区域更为广泛，但其社会融入状况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却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关于假设2，流动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确实有一定影响，但对人力资本最具代表性的受教育年限，却始终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2.1只是部分成立，假设2.2则完全被否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与社会融入程度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因果关系，而假设2.3只在解释力较差的模型3中显著，因而也可以说基本上被。假设3在研究中并没有被验证，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在模型4中，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对身份层次认同有显著影响，但社会层次融入影响是负面的，因此假设3也基本被否定。本文提出的三个看似合理的假设都难以成立，这说明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能仅从看似正确的常识性判断和评价出发，不然对政策制定来说是很危险的。
六、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比如在欧洲，尽管欧盟国家就移民问题达成了广泛性的共识，并出台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平等、非歧视约定，但是新移民仍然会遭受到种族、文化等方面的歧视。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其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较少有种族、宗教等影响因素，但户籍身份以及子女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生活制度差异影响很大，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改革远远滞后于城市化进程。中国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结构变动剧烈，大量已经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多是半城市化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现在，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务工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是真正影响到中国未来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本文对此问题给予重点关注，主要有以下新的发现。
1 要重新思考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途径。人力资本是一个影响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变量，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本研究发现，在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变量中，受教育年限影响往往是不显著的，而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水平影响更为显著。
2 要重新思考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根植于农村，其社会互动也集中在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虽然可能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有很大帮助，但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3 与常识性的判断相反，流动农民工在心理层次接纳城里人的程度相对较高，不同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心理接纳层次差异并不明显。
4 流动农民工是否认同自己是城里人与人力资本有密切关系，同时，这种身份认同还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
5 流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但其经济层次的融入与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最初假设的从经济一社会一心理一身份依次递进的社会融入模式并不成立，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更有可能是平行和多维的。
6 流动农民工的社会互动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内部，缺乏与城市人群的社会互动，比较类似于所谓的“区隔型融入”。因此，我们看到，流动农民工社会互动程度越高，其对自身城里人身份认同越低。
7 不同流动区域的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身份等层面的社会融入上有显著差别，跨乡镇流动和跨县市流动农民工比本乡镇流动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更高、社会互动更少，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可能性更大。
8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绝对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技能等方面都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差异。
根据上述的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酝酿和制定未来20年将进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的规划。在中国过去的发展规划中，往往只有如何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的规划，却没有明确的把进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的规划。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一些城市管理者甚至觉得，吸纳农民工进城只是为了劳动力的补充，或者是为了土地的征用，而农民工最终留在城市则会成为城市的负担，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因素之一。国际经验表明，移民的社会融入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即便是在城市居住地出生并获得法律身份的第二代移民，仍然难以完成身份认同，并有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反抗者。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对引领中国在新阶段发展的意义，重视城市化在改变生活方式、促进国内消费、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形成聚集经济效益和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制定明确的路线图，通过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城乡管理等社会体制的改革，争取每年把将1500万进城农民工转移成新市民，用20年的时间，把约3亿进城农民工转变成新市民。
第二，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技术培训计划。本研究表明，无论是从提高农民工自身收入和待遇来看，还是从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能力来看，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里所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不是其以学历为标志的受教育水平，而是工作技能水平。根据国际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快速提高农民工工作技能的方法就是实施大规模的技术培训计划。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实施过大规模的成人识字班计划和半工半读计划，把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改造成技术工人；改革开放以后，干部的大规模在职攻读和培训也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普遍文化素质。如今，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时代即将结束，这种变化倒逼产业结构实现快速升级，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因此，国家应当设立专项资金，一方面资助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培养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工人后备军；另一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技术培训计划，普遍提高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营造社会融合的宏观环境。流动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的社会融入，既不是整体推进的，也不是逐次递进的，而是呈现出平行多维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农民工解决了收入问题，社会融入的问题就能自然解决。要特别注意防止进城农民工跌入城市社会底层，形成社会底层，造成社会分离。要从舆论宣传、社会互动、社区融合、管理体制到法律制度，全面营造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宏观环境，形成农民工不断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