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深三地企业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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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应该具有远见、国际视野，卓越的管理能力，诚信并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本文尝试对比分析北、上、深三地企业家人群特点以及管理方式。

深圳：敢冒险 善创新

深圳吸引了一大批不甘于寂寞、不甘于平庸的人到深圳创业。深圳本地人极少，来自于祖国的四面八方，绝大部分来自于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以及东北。他们多数人到深圳以后举目无亲，既没有资本也没有社会关系，只有年轻人敢闯敢做的勇气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了深圳企业成长的模式，以及深圳企业家管理的方式。深圳精神是“开拓、创新、团结、奉献”，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家身上，也体现在员工身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全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们追求利润、财富和效率，追求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市场经济体制在深圳率先运转。

深圳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在市场体制下，通过股份制这一在西方成功运营数百年的企业模式，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很好结合，企业家和他的公司连为整体，共进取，共存亡，造就了一批让国人骄傲的企业，如地产大佬万科，中国最进取的平安保险集团，中国零售业务最为领先的招商银行，中国通信行业率先走向全球的华为与中兴通讯等，反之企业家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没有关联、企业家掠夺国有企业利益或国有集团控股频繁更换企业家，导致早期国有控股的企业深石化、莱茵达，都进入破产清算，赛格集团、三九集团等也走向衰败，老牌国企深深房、深物业也都远远落后于万科、金地。

中国证券市场大名鼎鼎的四大房地产公司“招、保、万、金”有三家在深圳；中国很多金融机构的总部设立在深圳，并发展成全国性的机构，有深圳发展银行（现名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华安保险、生命人寿等，老十家基金公司有3家在深圳，积聚深圳证券交易所周围的各类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公司不计其数。

深圳的成功同样是机制的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股份制模式，让不少管理层和精英拥有公司股份或期权，员工的收入与成长和企业营收和壮大绑定在一起。在华为，有奋斗精神、冲锋在前、勇于承担责任的员工受到激励，但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员工受到鞭策；在平安，实行“竞争、激励、淘汰”三大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员工精神振奋、斗志高昂，不懈奋斗，极大的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成就了企业家梦想。

深圳的企业成功也是管理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的成功。早期的深圳，主要依赖香港的资本，搞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加工型企业，企业的管理更多采纳泰勒式管理模式。

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的大型企业，往往能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出国际化运营模式，并通过国内国外上市引入资本。管理上，逐步走向 Y理论管理方法，鼓励组织成员参与决策，向他们提供承担责任和挑战性工作的机会，扩大他们的工作范围，通过激励和诱导，使他们努力工作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在实践中，这些企业如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万科、华为等，逐步形成卓越的、众口皆碑的企业文化，引领这些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上海：讲规则 求平衡

上海的经济腾飞涌现了一批大型企业和优秀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是上海人的精英与代表，他们秉承了上海人的特点，多采用温和的方式来管理企业，极力避免野蛮和粗暴，讲究秩序，强调责任和平衡。在体制上，上海的本地企业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央企有宝钢集团等，金融机构有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等，但它们在同类企业中，其资产规模、利润率以及管理并不是最卓越的；江南造船、沪东中华造船等也是知名国企，据说几艘航母就在上海建造；上海国际集团、久事集团、上海建工集团、轨道建设集团等城市公用设施建设企业规模都比较大。虽然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上市公司很多，但是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并不明显，因此，比较知名的大型公司在上海还鲜觅踪影，也有人说上海难觅企业家。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商业运营环境好，商务成本低，全国各地尤其是江苏、浙江很多大型企业，将华东总部设在上海，辐射世界。一大批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或中国总部落户在此，著名的有大众汽车、上海通用、西门子等。

深圳的企业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而上海的企业是闲庭信步、不疾不徐。深圳的企业家们坚信，“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局限于大环境下的上海企业家会感叹“即使想得到也很难做得到，因为做不到干脆想不到”。这从两个城市的城市精神中也可以看出来分别，深圳人强调开拓、创新，上海人强调公正、包容。

老上海人祖籍大部分来自江苏或浙江等地，尤其是浙江宁波，他们深受吴越文化影响；上海是较早接触西方人的城市，因此也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许多外国人之所以喜欢上海，是因为他们感觉回到了熟悉的城市气氛与情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浦东大开发，以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再次涌入上海，形成了新上海人群体。

上海人考虑问题慎密，做事谨慎，使得部分上海人缺少冒险和创新精神。与深圳相比，上海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上海人除非需要和迫不得已加班，他们情愿选择下班回家，回家后更多的是尽家庭责任和享受生活，很少再会把心思花在工作上；生活上，上海人的小资情调闻名遐迩。上海的商务环境比较好，商务成本较低，政府部门廉政、勤政，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跨国公司把亚洲或者中国总部设立在上海，许多外资在上海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原因之一。但是上海人强调物质利益，精明算计，精打细算、注重节约，如点菜不浪费，喝酒不豪饮，同事之间聚餐AA制，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文明作风，这些优点也会带来不利的一面。按照国人的普遍的感觉是小气，容易导致外地人误认为他们不好客、不容易接近，也使上海人失去了一些生意上的机会。

上海国有体制浓重和讲究公正包容的价值取向。上海的企业家在管理上多数采用Z理论，强调人际关系的平衡与资源配置的公平，老板对员工的容忍度较高。上海人优点是工作认真，不折不扣，所以上海很多企业的中层基本上是上海籍人，这些是上海不少企业运作能够四平八稳的原因。但是，对比北京、深圳企业家，上海的Z理论管理方法，影响着企业家魄力，加上部分上海本地员工确实存在着X理论中的二条假设，其一，员工只要有可能就会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大多数员工喜欢安逸，没有雄心壮志，这样企业难有跨越式发展。在全国最受尊敬的企业名单中，很难找到上海企业的名字，也许与之有些关系。

北京：讲政治 重人脉

北京的企业以央企为主，赫赫有名的全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总部多在北京，如石油化工行业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通信行业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能源行业的华能集团、大唐集团，民航的中国国航，也包括众多总部设立在北京的大型金融机构，如工、农、中、建四大行，中国人寿集团、人保集团，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在体制上，北京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家控股，属于资源垄断性、行政垄断性企业，管理上也体现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特点。北京绝大部分集团企业尽管属于股份制企业，但是他们属于国有控股，甚至是绝对控股，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管理层都由政府考核任免，他们的任期更大程度上是由政绩和政府决定的。因此，作为企业的领头人，如果没有在某一企业连续的职业生涯和话事权力，很难制定和实施企业连续的远景、战略、目标、管理、考核，他们经营的思路和管理的行为得考虑政府的想法，得与政府保持一致，否则，他就没有践诺豪言、身体力行的机会。因而，在北京，国有企业也难出真正的企业家。当然，北京也有大量民营企业取得成功，孕育出杰出的企业家，如联想集团柳传志等人。

北京的企业家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理社会关系上，获得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优先获取政府资源是他们的主要工作目标。也正因为这样，许多北京的企业能够实现超额利润，而为了取得超额利润，必要的时候，会一掷千金。在激励机制上，这些巨型国有集团企业，真正实行股权激励或者期权的并不多，企业家工作的原生动力缺失，很难通过设立宏伟的远景、激动人心的目标，通过调动一切资源，齐心协力，狂热工作，来实现企业跨越式的发展。

由于垄断性，企业利润容易实现，员工的工资待遇不差，企业对于员工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要求不会太高。有人戏言，在深圳，追求事业成功的很多员工是按照120%的劳动强度来工作的，在上海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很多员工是按照70%的劳动强度来工作的，在北京，很多员工的劳动强度可以按照50%来设定，一句口头禅“凭什么呀”，多反映了部分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在北京，企业的运营效率并不高，行业的客户服务并不好，服务质量并不优。以同档次的星级酒店餐饮为例，在深圳，服务员会为顾客提供主动周到的服务；在上海，会提供惯常的服务；在北京，则更多的是被动的索取式服务。

与上海相比，北京交通拥堵，交通的时间成本要高，北京的市政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由于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取暖排放以及周边工业污染的影响，北京雾霾严重，空气质量严重超标，北京生活环境要比深圳、上海差些。

在节约方面相比，深圳的企业总体上注重节约，崇尚高效的管理，向效率要效益，如单位的复印件、传真机、打印机集中管理，配备文员操作，这样既能减少设备的损耗和纸张的浪费，也能让高级员工腾出时间来做更有价值的工作。上海的企业家们会精打细算，控制成本。北京的一些企业家们也很重视，积极响应中央提倡的勤俭节约的号令。

对比京沪深人们的思想行为，深圳人开拓创新，舍不得花时间享受生活；上海商业气氛更浓，上海人讲究工作生活的平衡；北京政治气氛浓，北京人关心政治、讲究对国家的责任。对比京沪深企业，谁是真正优秀的企业，不仅仅在于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相比较，更在于他是否有优秀的管理，是否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是否真正获得了社会的尊重，而这一点，社会已经给出了答案。

（作者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