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莫言之外 我们还能谈些什么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谈论莫言之外 我们还能谈些什么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大事件是历史不可或缺的挂钩，一年的文学图景就挂在这个挂钩上。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下文学如此具有爆炸性，尽管这一年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因了这一事件的缘故，多少年后我们翻阅久远的历史记忆，都注定很难把这个年份从文学的星空里抹去。

莫言获奖将对当下文学带来怎样的影响，已经变相繁殖出各种言说且还将继续延伸。尽管种种说法看上去言之凿凿，最终还是得交由时间来评判。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挂钩”能如现实一般的坚固，可以挂得住文学的春华秋实，而不是脱落并最终蜕化成为时间之墙上的斑点，徒留下我们无尽的喟叹。

一

在盘点2011年的上海文学时，评论家杨扬冠之以“小团圆”的概述。他感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当下终究只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生活在文学之外。那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一年后因为莫言的获奖，当下文学迅即被推上公共谈论的“风口浪尖”。这一年里，我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会上会下、茶余饭后，听到的都是有关莫言获奖的谈论，甚至春节回到老家想彻底在“文学之外”生活一回，也被正读初中的侄女纠缠着问我能想到的“采访莫言”的事。回想文学在过去很多年里如此的不被惦记，而今被反复谈论，似乎很可感到欣慰，但欣慰之余，还是不免问：当我们谈论莫言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除了莫言之外，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如此一想才觉得，文学并没有因一两次大事件而“团圆”。若说莫言获奖在当下文学中画出了大圈，同时也画出了更大的一片圈外的空白。

事实上，无论在文学圈内外，谈论莫言获奖谈到更多的，并不是文学。它可以是政治，可以是经济，可以是泛泛的文化，也可以是娱乐八卦，我曾采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也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也有过一次对谈，他们都不约而同谈到，莫言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着实让上海文学出版提振了精神。等到莫言获了诺奖，坊间就有议论，在这之前颁给他茅奖是何其明智的决断，要是一个诺奖得主都不曾获国内文学界的这项最高荣誉，中国文坛情何以堪。

凭借诺奖的巨大辐射力，莫言获奖迅速发酵成全国下上都在讨论的大事件。此时再谈对上海文学的影响似乎不尽情理。但要当真说起来，莫言和上海文学界的渊源不可谓不深厚。他的几部重要长篇都是在《收获》杂志上首发的，他的作品大多也是在上海出版的。有人调侃道，莫言获奖后，写《莫言评传》的《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和策划出版“十六卷莫言作品系列”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也跟着一线飘红。莫言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言说时，我正在浙江富阳参加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席间碰到叶开，他就说前一天晚上受某知名网站的邀请，连夜对莫言的演讲做同步评点。尽管熬了一通宵，难免睡眼惺忪，但看他说起莫言来痛快淋漓、意犹未尽的架势，足见他打心眼里为自己高兴，也为莫言喝彩。顺带着，他还调侃了一句其时远在斯德哥尔摩的曹元勇：打认识起就没见他穿着打扮这么讲究过。

作为媒体中人，免不了染上职业病。凡事喜欢像“老梁刨楚汉”那样刨根究底。但凡越是和文学相关的事，越是想知道文学之外发生了什么。就拿近年不怎么景气的文学出版来说，有媒体同行就开玩笑道，凭莫言作品销量得来的滚滚红利，上海文艺出版社就能潇洒好几年了。可偏偏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在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不久，北京精典博维就声称买断了莫言作品的版权和影视改编权，让人顿生“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之叹。说实在这也怨不得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初莫言在签订版权协议时，就附加了特别条款。如此，在“新版莫言作品系列上海首发式”上，曹元勇一反媒体的期待，对共同出版莫言作品表示谨慎的欢迎。

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现出来的沉着风度着实让人钦佩，但从中不难透视中国文学出版机制存在的问题。几年前，我曾就作家经纪人的话题采访译林出版社的编审王理行。他说，在国外一般由掌握大量作家作品的文学经纪人与出版社直接交涉。一旦一家出版社取得某位作家作品的出版权，那么在这些作品的版权进入公共领域之前，除出现图书在市场上脱销，出版却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又不肯重印的特殊情况，这些作品的出版权就一直归特定的出版社所有。这就意味着，考虑到维护自己的信誉和作家作品的可成长性，无论是文学经纪人还是出版社都会专心打磨作品。这样出版的图书，质量水准就自然会多一些保证。

某种意义上，国内文学图书水准不尽如人意确乎和缺少文学经纪人制度有些关联。作家们也不是没认识到这个问题，无奈国内总体上看还缺乏经纪人存在的土壤。文学经纪人的事被纷纷扰扰谈论了那么多年，到现在也只是一场空。当然，准文学经纪人还是存在的。我的一位同事曾采访《甄传》的作者流潋紫，她就让其先联系经纪人，兜兜转转到后来才了解到，所谓的经纪人其实是她丈夫。“两会”期间，莫言也在微博上挂出，今后自己的作品出版和影视改编事宜都交由女儿全权。我也曾听说，作家池莉在全国有六个助理帮忙打理相关事宜。可喜的是，作家少些杂事牵绊就可能多一些时间投入创作。如此说来，不管最终是什么人扮演了作家“经纪人”的角色。多一些这般角色的存在，似乎也可证明文学会多一点繁荣景象。

二

莫言是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歧见纷出的语境下获奖的。他获奖之后，是否需要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当代文学应以何种标准确立自己的价值，就成了文学界内外争论和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2012年年底由《文学报》与《文汇报》文艺部联合主办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大型学术研讨会，正如有网友所说的那样开得非常及时。

显而易见，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也不代表当代作家这一群体忽然间变得高大伟岸起来。相反，因为诺奖的介入，当下文学如此切近地被放置到中外文学的坐标上加以打量，我们才得以更切近地审视其微妙处境。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莫言获奖是否拥有激活当代文学的能量，具体到上海这样一个地域，又有哪些可供吸取的经验？

回顾几十年来围绕莫言的批评，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指责他的作品缺乏道德感。不少对其持保留态度的评论家，在获悉莫言获奖的时刻，都不能不感到疑惑：何以以理想主义自居的诺奖，颁给了因描写了诸多血腥、暴力等场景而在国内颇有争议的莫言？事实上，对于作家的创作，任何简单的道德评判都会失之于武断。诚如作家毕飞宇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的那样，艺术最高的道德就是真实。由此，我们与其质疑莫言创作的道德感，不如探讨莫言的作品是否叙述了真实。

作为2012年上海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成为和平饭店》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拷问。如同很多有着浪漫想象的怀旧者，陈丹燕显然不满意和平饭店的改造。但她明白，城市像人一样在成长，有些东西连同对它们的记忆都会消失，她所能做的就是要留住那些行将消失的真实的记忆。小说并不试图描绘普通读者希望“成为”的和平饭店，而是以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性事结尾。而这恰恰显示了她作为一个严肃作家的态度：她不让叙述迎合任何主观的希望，而是让真实像出枝干的白桦树一样迎着风沙沙作响。

如果说陈丹燕聚焦上海和平饭店这一标志性的建筑，金宇澄的《繁花》则是关于上海的城市书写。我们注意到成功的创作，往往都有自己的“精神之乡”。这可以是马尔克斯的马贡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也可以是乔伊斯的都柏林，狄更斯的伦敦，还可以是上海本土作家笔下的上海。我的同事，评论家朱小如读《繁花》，就感觉被作者领着重新逛了一遍上海的淮海路和南京路，以及苏州河的两边沿岸。用另一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评论家程德培的话来说，“读《繁花》犹如招魂一般，我那早已迷失的少年记忆随之涌现。”

相比而言，作家孙提供了另一个看上海的视角。他的《漂移者》以上海为舞台，经由一个美国青年马克在中国的冒险经历，表现了中西交汇下的当代城市生活。青年作家滕晓澜、路内、周嘉宁各自的长篇《双生花》、《花街往事》和《荒芜城》，基本上都以上海为淡化了的背景，讲述青春和成长的传奇经历，或者从一个懵懂少年的角度出发讲述父辈的故事。在凸显小说叙述形式的同时，如有评论所指出的，这些作品普遍存在历史感缺失的问题，难以给人特别的厚重感。也因为此，他们执意表达的上海，就没能达到“精神之乡”的艺术境界。其实所谓的“精神之乡”并不仅仅在于作家在写作中如不可一世的帝王般开拓了怎样一片辽阔的文学疆域，更在于这片疆域为文学提供了何种新的特质。实际上，文学也好，艺术也好，最可宝贵的价值都在于创新。当年莫言用了“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创作《红高粱》，对当代小说创作而言就是一个突破，而莫言之所以能获诺奖，某种意义上也在于他的艺术创新。等到“我爷爷我奶奶”成了流行的套路，就成了没有创造性的重复。然而普遍的规律是，一旦有样本被奉为典范，总会有模仿者趋之若鹜、乐此不彼。也因为此，在文学创作上怎样另辟蹊径获得新的突破，就成了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2012年年底，由上海市作协与《文学报》联合主办的“上海散文创作论坛”关注的就是这个话题。散文家韩小惠记得很清楚，当时余秋雨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后，很多人并不认为它是散文，认为杨朔、峻青等老一辈写的才是正牌散文；等到余秋雨终于写成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散文的半径也就扩大了，他的文化散文愈发火了，就有众多模仿者盲目跟风了，结果形成了新的“余秋雨体”模式。相比而言，上海作家写石库门或弄堂的海派散文的传统倒可贵了起来。因为他们比较多借助于那些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例，或是一些小感触，小感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见解，或许看不到大的格局和气象，但不至于陷入大而空的泛泛之谈。

无论如何，当跟风变为习惯，当突破成为重复，文学创作便迫切需要从视野到风格再来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莫言获奖后，一度门可罗雀的各大书店都掀起了排队抢购莫言作品的热潮。这景象把莫言同代人的文学记忆一下子拉回到盛行“读书热”的八十年代，而对于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读者来说，只有在通宵排队赶买《哈利波特》系列图书时，才见过这等火爆场面。有记者采访某家长问他为何买莫言的书？这位家长欣欣然回道，买回家让孩子练习作文。如此举动着实让人感动，感动之余不免欣慰地想到，国民的文学水准会跟着水涨船高。欣慰之余还不免想到，以后大中小学里会不会出现很多“小莫言”乃至“小小莫言”，他们会不会都写出长着莫言面孔的作文。好在这种担忧或许是多余的，今年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期间，我和作家蒋韵有一番闲聊，她确定地说莫言是天才型的作家，而“横空出世”的天才是难以模仿的。事实似乎印证了她的判断，至少从现在看，预期中的“莫言模式”并没有出现，或许永远不会出现。

三

犹记得在2010年7月复旦大学举行的“莫言创作研讨会”上，莫言像是蓄谋已久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人们呼唤出现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呼唤出现空前绝后的大作家。如果说迟迟没有出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少伟大的批评家。大海航行离了“舵手”，乐得作家们在大海上胡碰乱撞。因此他调侃道，如果说当代作家的写作没有跃上一个大家所认可的新高度，批评家责无旁贷。

然而莫言竟这样“胡碰乱撞”撞上了诺奖。或许我们未必据此就能断言莫言是我们期望的“空前绝后的大作家”，但这似乎反证了我们时代是有大批评家的，至少在把莫言推向文学巅峰的路上，批评家起到过相应的作用。莫言对此大概有清醒的认识。他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时，邀请了各个语种的重要译者，以研究批评现当代文学知名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也赫然在列，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国内批评界甚至是普通读者，对莫言的评价一直呈现两极化状态。这些年，我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对莫言创作推崇备至的文章。评论家张清华在2008年4月于上海作协举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上就称，莫言作为大师级作家，早就写出了《丰乳肥臀》这样具大师级水准的作品。并断言除余华之外，莫言最有希望得到诺奖。而莫言领完诺奖回国，就受聘张清华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该校国际写作中心主席，也未尝不包含了他由衷的答谢之意。

但也有批评家对莫言的创作很不买账，见有莫言的作品发表就是冲上去一顿猛批。我以前的同事就曾见证莫言和某知名评论家在一次会上上演过当下文坛难得一见的骂战。其实这“捧杀”和“棒杀”的两极评价可以说是当下批评界由来已久的积习，说来似乎也不难找到原因。近些年的文学批评，总体看一直是那么不冷不热。套用池莉小说的话，也就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但批评毕竟难以安于“活着就好”的尴尬境地，要这样不仅无力把当下创作推向大家认可的新高度，是否能确保自己不被喧嚣的时代吞没都难说。所以，当下针对作家作品的各式批评，多半也包含了让批评本身得到关注的意图。而理性平和的声音在这个时代里的确不那么吸引眼球，所谓酷评的极致的声音就有了广阔的表演舞台。但倘使演技不好，弄不好这般批评就只能像是穿过寂静山林的阵阵呼哨，听起来不说没有穿越时空的穿透力，反而是怎么听觉得怎么刺耳。

由此之故，我们呼唤时代的辩证法，我们呼唤理性平和的声音。事实上，这样的声音一直作为潜流存在，我们也相信，多少年后回过头看，这些被忽略的声音终会像被掩埋的金子一样重见天日闪闪发光，但把辩证法用到邪道上去，就着实不那么光彩了。《文学报》总编陈歆耕曾提到一个现象：某位学者在莫言获奖之前写了一篇文章，说其作品中存在若干问题；得知莫言获奖后，很不凑巧又要去一个地方就此发表演讲，如此一来，原来文章里的若干个问题人间蒸发，摇身一变统统成了优点。如此现象除了证明一些批评家何其缺乏自信，何其擅于变通，更是暴露出当下文学批评缺乏独立批评立场的弊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郜元宝于此深有体会。他感慨，当下文学批评的神经确实太弱了，一旦外面有了风吹草动，那种一锤定音的气概整个就崩盘了。“莫言获奖给我最尖锐的感觉，正是来自我们批评界本身。我不觉得诺贝尔奖真的改变了我们整个文学界对莫言的评价，或者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倒是我们批评本身冒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批评心态的问题。”如郜元宝所说，当下“为了个人利益摈弃真实感受，把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材料去迎合被认为是重要而正确的强势话语”的不良批评心态，的确在批评界内外的既得利益或即将获利的人群里广泛存在着。“无名时代”里更为普遍的“无名批评”，其主要目的更可能在于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急切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读者的关注。但依我看，评论的真谛，其实并不在于做足高屋建瓴的姿态，说出一锤定音的话语，写了轰动一时的作品，而在于其声音和话语是否真正深入人心。

而所谓的“深入人心”，也未必在于它是暴风疾雨式的，它很有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未必在于它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它很有可能是潜隐的，内敛的，让你在慢慢回味中豁然开悟的。而即使它是锐利的，那也首先在于它拥有一份真诚和善意。这也正是于2011年6月创办的《文学报・新批评》的初衷，该刊倡导一种真诚、善意和锐利的批评风格。从真诚出发，用善意做基本态度，以锐利做必要标准。事实上有了这份真诚和善意，纵使批评再锐利，终究会慢慢获得作家和读者的理解。

同时在这一年里，得益于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的设立，《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对各自的评论专版做了扩版，对当下文艺创作的热点作品和各种文化现象发表评论；《新民晚报》每月出一期文艺评论专版，还增设了文艺时评专栏。与此同时，《上海文学》、《上海文化》、《上海作家》、《上海采风》等杂志也加强了文艺评论。这些评论诚如有过专门研究的评论家葛红兵所说，或是连续刊发深度文章讨论当代汉语文学尤其是上海文学的发展；或是用文化思维对当代文艺整体发言；或是一如既往坚持作家作品评论，给作家提供自我审视的眼界；或是刊发文艺方面的综合采访文章，这些都为上海文艺评论的活跃拓展了新空间。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新空间何以“新”，如何“新”？文艺评论阵地的扩大，固然为造就我们期望的文学新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它让不同的论争有了各自施展拳脚的舞台。《新批评》在不同时段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让批评家之间进行对话，让作家及其作品得到更深入的讨论，自然会对读者多一些启发。当然，读者或许还特别希望看到一种被批评的对象能同时在场，而非被缺席表扬抑或被缺席审判的批评。比如，评论家李建军对《西夏咒》的批评在《新批评》上甫一发表，该小说的作者、甘肃作家雪漠旋即在该刊上做出回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而这种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平等对话，的确能开启文学批评新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这样的争论特别稀缺。究其因或许在于当下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成了专门的职业，作家、批评家们各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偶有关联也只是违心的相互吹捧或是恶意的相互诋毁，却难有真正的对话与交流。正因为此，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呼唤出现批评家式的作家或作家式的批评家，一如我们同样呼唤建立基于生活之上，能融汇世事万象，且有着大境界、大气象的大批评。事实上，但凡真正的大作家往往也是大批评家，反之也是如此。比如英国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比如美国大批评家、作家哈罗德・布鲁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年里推出艾略特除经典诗作和剧本外，还几乎囊括其篇幅最为壮观的重要评论的五卷本《艾略特文集》，不妨视为对这种呼唤的一种正面呼应。

其实新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不只在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的评论阵地，更在于让其创造出新的开阔气象。而批评的真正目的，也并非只是做耸人听闻、夺人眼球的否定和批判，终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虚无和荒凉，而更应该如评论家李敬泽在2012年6月于上海举行的“首届文艺评论骨干培训班”上做的题为《文学批评之困难与偏见》的演讲中所说的，“通过交锋、对话、争鸣、讨论，不断确认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中珍贵的东西。”与偏于否定的批判相比，这样建设性、创造性的批评，显然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李敬泽说，一个大批评家之所以成其为大批评家，重要的不在于他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在于他是否有深刻的洞察力，思想的原创力，并让这种思想真正惠及作家和读者，或许这正是莫言在谈到“我们时代缺乏大批评家”时没有言传却可意会的“言下之意”。

四

从谈莫言获奖到论文学翻译，只是隔了张一捅就破的纸的距离。这么说是因为莫言获奖前的几年里，当代文学就一直为“如何走向世界”而焦虑。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早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焦虑，是在2010年10月《江南》杂志举行的“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暨笔会”上，加拿大裔作家张翎引用她的国际版权经纪人给出的数据说，此前一年的美国图书翻译市场里，总共出版了348本外文翻过去的书，中文仅占10本，其中只有7本中国作家的书作为正式商品流通到图书市场，而即使是这些图书，也往往只是享受“坐拥”书店某一角落的冷遇。

此后参加各种会议，就会时不时与这几个数字打照面，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呼唤，更是在全国各大书展上频频响起。在这样的呼唤中，文学翻译问题粉墨登场。但所谈无非是“中译外”和“外译中”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中外背景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外文很难传达出中文的韵味，翻译效果大打折扣难以让西方读者信服等等。话虽如此，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的。在为山西作家曹乃谦出版的六卷本作品集“站台”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就引瑞典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的话说，“世界文学是什么呢？世界文学就是翻译。”他还进一步强调，“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有一种解释就认为，莫言之所以能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好的翻译。而之所以能被大量译介，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在风格更接近于西方文学界的习惯和想象。但即便如此，他的作品实际上没有得到“忠实”的翻译。有人就注意到，有些译本省略或简化了莫言原作的一些段落和词句。实际上，为了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被国外读者接受，英美出版社通常采用大幅度编译的方法。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就对莫言小说的结构进行大幅度修改，甚至编写了新的开头或结局；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还打乱了小说时间顺序，以便能适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很显然，这和我们眼下所强调的“全译、直译”原则相背离。这是不是说，在严格要求“外译中”做到“信达雅”的同时，涉及“中译外”时，这一原则本身有可商榷之处？2012年底，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召集十多位上海各领域的专家聚集于苏州，以“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为题，对此作了深入探讨。翻译理论家谢天振以为，当今西方各国阅读中文作品的读者大致相当于严复、林纾那个年代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而且多数西方读者对他者文化着实缺乏热情，这就能解释我国提供的忠实于原文的译本为何在西方遭到冷遇，西方翻译家翻译中文作品时为何会对原本做不同程度的删节。由此他认为，我们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时，不要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

以此看来，在相当长时间里，“中译外”恐怕都很难做到“直译、全译”的标准。虽说如此，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袁莉依然确定地认为，西方读者是可以培养的，而培养西方读者，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翻译家的对外译介。这不仅需要中国翻译家自身做出艰苦的努力，更需要多出现一些精通汉语并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专家。作家叶辛则想到，在海外生活的华裔族群中，应该会有一部分文化人士对文学感兴趣。如果能吸引他们来译介母语文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问题还在于，如何激发他们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情？今年凭译著《第二性》首次为上海捧得傅雷翻译奖的翻译家郑克鲁认为，不妨学习外国人的做法，设立一些重要语种的翻译奖，奖励外国翻译家。“时间一长就会很起作用。”

我们或可期待的是如袁莉所说，设想有一天中西方建立起没有落差的文化交融平台，文学作品的选择、中译外的方法和策略会愈加丰富，翻译标准的讨论，甚至翻译本身终将回归本真。在做这样的设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下可媲美“光荣荆棘路”的文学翻译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了《林纾译著经典》。对比林译再看看今译，就能明白什么叫“恍如隔世”。

回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话题。比如马悦然说的“中国文学早就在世界上”的说法当然非常正确，却不免显得有些矫情。以为莫言获奖，在中国还有十数位与他有同等水准的作家，就断定当下文学其实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充其量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若是进而把中国文学没能在世界文坛发挥更大影响力，简单地归结为没有得到大量译介，则多半是得了无视翻译背后更深层次问题的幼稚病。记得采访陈昕时，他说因为文化体制、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原创文学“走出去”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道路形成等话题，对国外更有吸引力，也更能超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相关图书在海外也就更有市场。莫言获奖后，国人的确对“中国文学由此融入世界”多了一份期待。

五

忽然想起孩提时的往事。那时寂静的村庄还像马尔克斯马贡多小镇、莫言高密东北乡一样“自绝”于外部世界。四通八达的水泥公路和如魔术般变化出种种幻象的声光影像，也还只是遥远的传说。在仿佛凝滞的时空里，难得的娱乐消遣，就是到村头听长满胡须的老人，讲久远的子虚乌有的故事，要不就是到某个小朋友的家里玩耍。有一次，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就着暗淡的煤油灯，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映现在斑驳的泥墙上的是兔子，是小狗，是猴子，是十二生肖里的各式生灵。等长大了，总会想定格在远古洞穴里的“绘画”，大概也是源于某个人的这样灵机一动吧，而这很可能也是很多孩子最初的艺术启蒙。

由此不免联想到，莫言获奖的直观印象，无疑在当下文坛并不明朗的星空下亮起了一束光，竖起了一面墙。很多很多的人，各式专家，文学大众，还有和文学扯不上太大关系的过客，都在尽情欢呼着，歌舞着，墙壁上映现的是各式眼花缭乱的姿势和景象。然而，如果你在朦胧的灯光里仔细瞧定了人们的表情，很可能你会觉得异乎寻常的单调。那可能是极其亢奋的，甚或是我们在特定年代里见过的那种亢奋。被压抑、被“雪藏”了多少年的中国文学从此站起来了，从此要迈开大步走向世界了。这能不亢奋吗？

当然，你还会看到特别愤世嫉俗的表情。在这些如标尺般被准确设定的表情里，写下的是如许的疑惑和不解：既然当下水平和莫言相当的作家数以十计，那么，以莫言的作品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这合理吗？他们的愤世嫉俗似乎也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我总想着，面对大大小小的事件，国人的表情可以不止是两种，而是很多种。而我们也可以多一份潇洒和从容，纵使喜马拉雅于我们地底下突然耸起，或泰山倏忽间崩于眼前，我们都能安然享受着春风拂面的美好感觉，欣然看到万物花开。

（傅小平，文学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