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人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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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耳听得威利在卧室外，林达（威利的夫人）有点惶恐不安地喊着。
可以感觉到，照耀这座房子的只有从天而来的青光，这个家被高耸着的见棱见角的建筑包围着，代表愤怒的橘红灯光笼罩四面。当灯光再亮一些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见，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一个电冰箱……他们被包围在坚实的公寓大楼里，似梦般的生活。
在《推销员之死》彩排的一幕里，丁志诚饰演的威利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既想与儿子减少摩擦，又总是因为恨铁不成钢而使摩擦加剧。面对一个舶来剧本，丁处理得很本土，在京味十足的语言里，他俨然就是一个中国式父亲。
坐在北京人艺彩排小剧场一侧的濮存昕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旁边的陈国星歪着头，若有所思；马博敏则是带着京剧的眼光看这场话剧的排演，她说，“我希望看到外在的，对人物塑造的一种形态，这大概是我出身京剧的原因。”张和平，很镇定地坐着，偶尔点点头，露出些许欣慰的笑意。
身为北京人艺院长，《推销员之死》是张和平四年前到人艺任职时就叨念着的剧目，他说，这部戏如何呈现在当代的舞台上，有太多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
“有幸演这部戏，这辈子都值了，”丁志诚是以放弃电视剧的违约代价而来的，“威利这一主角，就是个大悲大喜的角色，我排到一半的时候几乎崩溃了、不想演了，但低谷过去，又豁然开朗，一下就顿悟了。”
丁的矛盾，正是美国戏剧作家阿瑟?米勒需要的那种感觉。他1949年创作《推销员之死》时，曾嗤嗤发笑，笑的正是威利那种彻头彻尾自相矛盾的心理。阿瑟身处的时代，弥漫着一个新美利坚帝国的雏形，更亲见欧洲渐衰之状。他的目的，亦是在那些新头目和洋洋自得的王公面前横一具他们信徒的尸体。
戏中，阿瑟将一个有着三十余年经验的推销员威利放在了主角的位置，威利一直被虚幻的美国商业文化的光晕包围着，高度自信，幻想通过商品推销得到应有的位置和尊重，他吹嘘、夸耀、满口谎言甚至矛盾的心态，至死都以为可以功德圆满，却浑然不知遭致毁灭的根因。
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一个美国式小人物的悲剧，成了米勒戏剧生涯走往巅峰的催化剂。
1983年，当这个舶来品第一次搬上人艺舞台的时候，中国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经济阀门虽已被撬开，“倒爷”模式现于市场，义乌小商品城间或出现中国式的“推销员”，但中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推销员”这一职业，演员不明白，观众们更不明白。那个时候，要反复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推销员”。
那时，英若诚在台上演威利，观众在台下欷不已。在“”之后，这第一部在中国上演的外国剧目已经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他们害怕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会成为将来的威利?洛曼――每天带着两只特大号的箱子四处推销，50多岁，却已精疲力尽，为贷款所迫，不能休息。面对一败涂地的人生，威利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许对于1983年的中国观众，能感受到阿瑟带来的艺术享受，却无法真正体会到人物的内心矛盾与挣扎。
29年过去了，北京人艺60周年重排此剧时，商业的灵魂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每一个细胞，或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威利?洛曼式的悲剧。
外国剧目的中国式表达，原版剧目的演化，不是一件简单的工程。“重排《推销员之死》压力很大，”导演李六乙说，“这是一部有着时代背景的美国作品，29年前看过老版本的观众和如今没看过的观众都会对其有所期待。”
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最大的创新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艺术的规划要有几年的演绎，但年轻演员必须要开始接班。”濮存昕希望这些年轻演员一定要和今天的观众发生交流，用作品养育演员，用前辈的传帮带，影响演员。
《推销员之死》不是重排海外剧目中的唯一，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接力美国名导查尔顿?赫斯顿的《哗变》和青年导演徐昂借力日本名导浅利庆太的《哈姆雷特》亦是混血之作――一个再现了话剧的语言魅力，一个重现了的丹麦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