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躲闪闪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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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学者访问中国，参加了不少讲座，无意中发现，中国人进入会场入座时，总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凡先到者都不愿坐到前排，喜欢找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稍晚到者也不例外；最后来者没有办法，只好坐到显眼的前排。第一次，他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又观察了几次，他才敢把自己的“观察成果”公之于众。这位学者稍通围棋，他比喻说，中国人入座颇像围棋行棋的次序：先占角，次占边，最后占中腹。这与国外恰恰相反，在美国的类似场合，人们往往是先占中腹，次占边，最后占角。因为坐在前面看得清，听得明，且先来者有优先选择权，何乐而不为呢？由此他推论，中国人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躲闪自我，尤其在公众场合，更要隐藏“我”。不过，他将此归结为中国人谦虚。

其实若稍加仔细观察，这种躲藏“我”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公众场合。曾读单正平先生《钱之度》一文，通透直爽，不单是因为文字的质量，更因为他对“我”竟毫不避讳。文章开头就称“我相信”，接近结尾又说“我本人”云云。文中凡表达个人见解的，一律用“我”；表达群体共识的才用“我们”。快哉！不像有些文章，明明是表达个人见解，却偏偏冠之以表示群体、内涵模糊的“我们”，读后不由使人纳闷，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躲闪、回避“我”字，除了代之以“我们”外，还有其他办法。一曰省略主语，比如要说“我当时很感慨”，可将“我”直接省去，变成“当时很感慨”，照样不影响文义的表达。二曰换之以中性代词，如“在下”“笔者”之类，“我”字欲露不露，犹抱琵琶半遮面。三曰代之以自贬性主语谦词，如“窃”“私”“愚”“鄙”“不才”“老朽”，都明显带有似乎不太必要的自贬和谦虚性质。此处所传递的，似乎不仅仅是谦虚美德的信号，还有一个文化心理惯性的问题。其实，越是形式主义的东西，里面就越埋藏着丰富的文化心理信息――越是习以为常，就越具有普遍代表意义。

古代文人都崇尚“立言”。写文章表达个人见解，在古代文化系统中，无疑属于“立言”的范畴。古人向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言”排行老三。若仔细分析这种价值判断的依据，就会发现，所谓“三不朽”的根基是一个“公”字，一个已经被偷换了概念的“公”字，一个已被封建蠹虫蚀尽了血肉、只剩下一个空壳的“公”字。因为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国与家一体，封建帝王的家事就是国事，所谓“国”，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所谓“家”，又颇像一个缩小了的“国”。家事、国事、天下事，归根结底就是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公是私的表现形式，私是公的实际内容。在其所谓“大公”的旗帜背后，往往掩藏着各种各样“大私”的龌龊与肮脏。所以，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言行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以所谓“公”的名义，把任何个人“私”的行为、领地剥夺、压缩到极小极小，以至于无。所谓“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诡使》）立德、立功，自不必多分析，都与“大公”的宏伟事业有关，而立言，就涉及要表达个人见解，就容易含有“私”字的颗粒，这是很危险的。在所谓“立言不朽”的理论假定之外，还有一双双无形的“立言为公”的监督、判断的眼睛，像一个个摄像机镜头一样，虎视眈眈监视着“立言为私”者，使之无处藏身。“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立言”与“无言”，恰恰构成又一对传统文化的悖论。

举例来说，“立言为公”的集大成者是章学诚，他的《文史通义》专辟《言公》篇，分上中下三章，系统分析了“立言为公”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批驳了“立言为私”的荒谬性。其核心思想即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这几句话。总之，私家、个人、自我一旦有自立新异、自成一家的念头，就是“私念”，就是将“言”这种公器“私据为己有”，就会被传统群体道德体系所不容。而任何形式的“私”――私心、私欲、私情、私念、私言、私学、私议、私名、私誉、私门等，与公心等泾渭分明，是历代圣贤们力加挞伐、压抑的对象。

“我”，作为汉语表示第一人称的主语，无疑与“私”如影随形，是“私”的嫡亲。于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压力下，“我”字就开始了在古代文献中躲躲藏藏、隐姓埋名的漫长历程。当然，也包括“我”的兄弟们，如“吾”“余”“予”等。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躲闪程度的强化恰恰与君主专制的强化成正比。

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先秦时“我”字还堂堂正正，毫不躲闪。查叶绍钧先生所编《十三经索引》显示，在先秦典籍中，以“吾”字开头的句子出现了602次，“我”字340次，“予”字181次，“余”字89次。并且全部用作第一人称主语。而“愚”字引领的句子只出现了3次，“鄙”字出现了10次，并且全都不是用作主语。这说明，起码个性的畏缩和“我”字的躲闪，大约始于秦始皇称帝。恰如柳宗元一针见血所道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公天下之端至秦始。”（《封建论》）据研究，“朕”最初并非是特定为君主设定的自称。古代人自称为“朕”，相当于现代汉语所讲的“我”“咱”，各种人都可以随便使用，无高低贵贱之分。《尚书・大禹谟》就记载着舜同禹的对话，舜是部落长，而禹当时仍是其臣僚，却都能以朕自称。战国时期屈原作《离骚》，高声吟咏“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也以“朕”自称。可知，“朕”在秦以前属于泛用语，并无高低贵贱的等级色彩。

秦始皇执政后，开始将“朕”规定为皇帝自称的专用语。从此，“朕”便由一个普通的自称变成了高贵的称谓。随着封建帝王以一己之“大私”取代天下之“大公”，随着“朕”为皇帝所独享，“愚”“卑”“鄙”“陋”等也都成为臣民卑贱的专利。翻翻历代大臣奏议，“愚见”“狂愚”“愚钝”“愚蒙”“愚鄙”“愚鲁”“愚憨”“愚妄”等不绝于史。据《说文》：“愚，憨也。从心禺。”为六书中之会意字。而所会之“禺”又是何意呢？又据《说文》：“禺，母猴属，兽之愚者。”可见，即使在兽类中，“愚”都属于弱智。古人如此以自贬为自谦，又流泽后世，真是匪夷所思。

古人除了在表达个人性情的诗歌里面，敢用“我”字，喊一喊“我生二十不得意”，“天生我材必有用”之外，在表达个人意见的各类文体中，如诏策、奏启、章表等，对“我”字都是避之唯恐不及，而代之以千奇百怪的称呼，而这些称呼又无一不具有自贬性。这种自贬性的代称究竟有多少，我没精确统计，相信不下几十种，而这种统计本身似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中华民族向来有谦虚的传统，我也相信在这种自贬性的谦词背后不无谦虚的动机，但另外一点似乎长期为人所忽略，即这种谦虚的背后还隐含着一种个人卑微、自我不足道的集体无意识。它已经渗入人的骨子里，血脉中，变成一种无须思考的常识，写文章时有意无意地躲闪“我”字，就是其具体表现，镶嵌在源远流长的“自谦文化”之中。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