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欠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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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有言：灵感源自女人。西班牙著名画家达利更是把这种对女性的痴狂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造物的崇拜，还把对女性的痴迷转化成了商业动力。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是梅？韦斯特，曼妙身材及豪放的生活做派使她在电影界如鱼得水。达利沉迷在这种狂热中，寻找机会为梅？维斯特画像，并把她的嘴唇抽象成了沙发的轮廓。

1936年，达利在伦敦破产后爱上了一位妙龄女郎。他把这幅设计稿签上名，问那个幸运的姑娘：如果我把这幅画送给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有人会说，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可是达利找到了家具生产商，利用作品的知识产权，硬是把这个嘴唇变成了一个沙发，也就是著名的梅-维斯特（Mae West Lips Sofa）唇形沙发。经典设计加上限量生产，唇形沙发立马成为了收藏家争相争抢的对象。达利现在已经不在了，但这样一个沙发（原作）于2003年在索斯比拍卖行卖出6000多英镑的价格，他的女友至今还在享受这个知识产权的成果。

如果现在中国的一个画家要画这样一幅图向女朋友求婚，很可能招来白眼。在中国，鲜有因知识产权而暴富的财富榜样，最诚意的求婚礼物似乎就是送房子。人们不仅要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最多的廉价劳动力，却输出最初级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创造不出自己的世界级品牌？因为“拿来主义”阻碍了中国制造前进的步伐。

中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盛行了100多年，然而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想改是很难的。知识产权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工厂到底欠了世界多少知识产权费用真是一笔糊涂账。

大到汽车工业的“反向研发”，小到生活用品的“创意借鉴”，无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制造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全面令人惊叹。现在中国市场以两极化人群为主要的消费对象：高端人群会购买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低端人群则会费劲心机地想用更少的钱来购买低端的商品和服务。

现在OEM（代工生产）在中国炙手可热，贴牌生产企业陷入“傍名牌”的窘境中不可自拔，同时给拥有优势品牌的企业造成损失——经典设计的外流、品牌LOGO的盗用、投入大量心血研发的尖端技术被他人稍加变形后便据为己有——消费者在利益的权衡中选择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却侵犯了研发人员保护自己作品的权利。

同样，贴牌生产的模式使大多数中国企业面临非常残酷的竞争压力。可供大牌企业选择的代工厂多如牛毛，处于优势地位的甲方客户在跟制造商讨价还价之余，还想尽办法压低原料价格，最后遴选出“大中华区金牌供应商”。所以各厂商只能想方设法降低毛利，吸引订单，在近乎“赔钱做买卖”的界限上徘徊。

一方面是痛苦的设计师，一方面是纠结的代工厂，双方的劳动在利益的纠葛下都没有实现他们该有的价值，更别提劳动报酬的合理分配。

每一个知识或技术的创造者都应该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个不能保护作者知识产权的国家是无法创造品牌价值的。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让中国及周边亚洲国家成为欧美大牌眼中首选的贴牌生产基地，但就像阿克琉斯之踵一样，这一致命弱点让中国制造在短期内无法登上国际舞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声誉。

当然，德国、日本等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国家也经历过工业产品质量低劣的阶段。如今德国制造以严谨的技术和一流的设计闻名于世，可谁能想到，曾经的德货竟被英国拒之门外！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德国厂家山寨英国的产品，甚至盗用品牌，让德国制造成了价廉质次的同义语。1887年8月23日英国下议院通过商品标示法案，规定入口商品必须注明货物产地，以防消费者买到来自德国的低劣商品。然而仅仅十年后，德国一洗前耻，成为世界级制造大国，8月23日也被称作德国制造的诞生日。

德国品牌的崛起对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及欧美强国。我们应该明白，妄图靠廉价商品打开国际市场是行不通的，任何质量低劣、仿造仿冒的产品都要被时代摈弃。面对国际市场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工厂应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严把质量关，推动中国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