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危机理论背景下宏观经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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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关注。学术界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危机进行深刻的解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们广为接受。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细细品读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启示意义。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供求失衡导致市场自发性出清功能失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偏离。虚拟经济的发展给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突破实体经济的限制而虚假的增长，这进一步加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个层面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来分析资本的运动过程，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为生活性消费的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第二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
二、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贷款供应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阶层发放房产抵押贷款，贷款供应商通过资产证券化，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给其他投资者。当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连续提高利率，房产价格持续下降，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市场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由信贷市场扩展到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将原有金融产品反复打包并发行新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经济繁荣时放大账面资产规模和利润，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创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过剩。2007年美国的GDP约14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56万亿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多大400-500万亿美元。从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有关，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第一层次。
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则和美国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特点，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创新层次不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远远没达到美国的程度，且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更多是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层次，而我国当前则更应该警惕由于部门失衡、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第二层的危机。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实多年的高速增长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着力去解决的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危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步入发展中国家陷阱，陷于长期的低增长或衰退泥潭。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偏向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滞后；资金流向结构偏向国企、房地产和美国债券；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部。
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如经济结构失衡，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国外市场消化内部产能的空间变小，而内需不足，国内市场还不能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效接替，这会进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加剧了产能过剩，错过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国内消费的时机。产业产能结构失衡，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严重的过剩，甚至整个行业面临亏损，如钢铁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机及地方的配套投资计划，扩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了这些资源型产业的需求，为这些行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同时一些能够创造众多就业的服务业及一些决定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产业产能结构失衡，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损害了我国的长期供给产能。资金流向结构失衡，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活力，不利于就业扩充，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挤占效应。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国有成本占社会资源在60%，创造的GDP是28%，而解决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GDP在62%。
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走出依靠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撑，而人口结构的失衡老龄化、低端化，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经济运行比例失衡、不协调严重，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结构性问题为何长期悬而未决呢？纵观近几年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我们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由于国外宏观经济低迷，为了保增长，出台刺激性政策，大力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投资的依赖，造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培植起来，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下来，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三、应对的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结构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化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
（一）设计启动和振兴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纵观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强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之上，如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强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平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能够保持对外界风险的强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机发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复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大繁荣的市场环境，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大繁荣的扶持政策，鼓励它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健全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向居民和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要着力关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使居民在消费之时无后顾之忧，方能释放出消费潜能。
（二）从供给因素方面，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走出“结构性怪圈”，需要靠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找到利润增长的源泉。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虽然能显著地减少外部危机的冲击，但具有短期效应，同时会拖延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时间，使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创新驱动方面，熊彼特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它认为创新浪潮在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无上的作用，新的创新浪潮出现时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的繁荣。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关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和引导，确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保持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业家群体诞生、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创新、支持创造的政策体系。
作者：梁丰单位：四川财经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