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钢丝上的器官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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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因原定从北京飞往无锡的航班临时取消，险些错过活体肺脏的保存时间并延误患者救治的新闻事件，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而在此前，媒体也曾多次报道过器官转运过程中遭遇各种偶然因素的新闻，每每都让人捏一把汗。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器官移植领域全面禁止使用司法途径的供体，转向公民捐献为主体，由此也对器官资源的分配和转运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器官资源本就紧缺的前提下，提高器官资源的利用率成为当务之急。
器官受损“伤不起”
7月28日，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肺移植团队正携带活体肺脏准备乘飞机回到无锡为一名已经呼吸衰竭的患者进行肺移植手术，匆匆赶到机场才临时接到通知，原定从北京飞往无锡的国航CA1889号航班遭遇临时取消，此时换乘高铁已经来不及，遗憾地错过了器官的最佳保存时间。虽然事情的最后结果没那么糟糕，延误肺脏仍然被用到了其他患者身上，患者手术后恢复良好，但类似于这样在器官转运过程中面临紧急状况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由于肺脏器官的特殊性，其保存时间远短于肝脏、肾脏等器官，从供体取出后，必须在约5小时内抵达手术现场才能确保有效，否则便会使供体功能受到影响。但在实际的器官捐献过程中，从捐献患者脑死亡到器官取出、准备、转运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器官的质量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心肺资源，在转运过程中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据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一个或多个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神经内外科医生、重症医学科医生及护士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由其来负责捐献器官的获取、保存和运送工作。
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李超告诉《中国医院院长》，“从患者脑死亡至捐献的器官移植给具体某患者，这之间包括评估、协调、审批、分配等多个流程环节。”首先是按照器官获取的相关规定标准对患者是否脑死亡进行评估，包括临床评估和确认试验等。而评估人员由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生组成，至少两人，包括一个神经科医生和一个重症监护室医生；在医生确认患者为脑死亡后，将告知患者家属脑死亡的相关概念和结果，并由家属签字认同脑死亡的诊断结果。随后，器官捐献协调员将与患者家属沟通具体有关器官捐献的事宜，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一是是否同意器官捐献，二是同意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器官捐献，即脑死亡还是心脏停跳。
我国曾两次颁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并把中国的捐献人群分为三类：一是脑死亡器官捐献，和国外标准一样，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永久性丧失；二是心死亡器官捐献，即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其他器官经过评估还可以用于捐献；三是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在患者脑死亡的情况下，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家属患者已经无法挽救，在家属自愿放弃治疗后，患者心脏自然停跳。
李超无奈道，“受传统观念影响，大多数人将心脏停跳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而实际上患者脑死亡后便可以实施器官获取手术。”从患者脑死亡至心脏停跳的这段维护时间，一些潜在供体的脏器因长时间缺血而质量下降，就肺脏资源而言，这无疑增加了肺部感染的可能性，由此易造成肺资源的浪费。
在患者家属同意器官移植后，收集患者的相关信息并上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加以讨论，确认不涉及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后，将患者的病历情况、脑死亡评估结果、家属意愿结果等提交当地卫生计生委。当地卫生计生委同意通过后便可以与家属沟通签订相关协议，患者即可进入手术室实施器官获取手术。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是公民器官捐献的核心分配机制，由三个部分构成，一系统是潜在捐献者识别系统，二系统是器官捐献者登记与匹配系统，三系统是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李超解释道，若有一个可捐献案例，器官捐献协调员会立即将患者信息填报到一系统里，系统里有相关评分标准，分数越高提示越符合捐献的标准与要求。若家属同意，患者的信息会自动转入二系统里，转入后与三系统人员进行匹配，按照病情轻重缓急、区域就近、等待时间、血型等因素原则进行匹配排位。系统匹配完毕会一次性列出5个候选人员名单，名单上只有捐献者的编号和联系方式，并无具体患者信息，由此保证了器官分配的公正性。与此同时，由工作人员与当地负责该系统的医生联系，并给予一个小时的答复等待时间，若对方接受这一器官，系统流程自动终止；若对方拒绝，则自动跳至第二个人，如此往复。
当双方联系沟通好器官运输的相关事宜，便可以进行器官的转运，通过多种交通方式途径想尽一切方法实现器官的成功转运，由此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器官利用何以“最优”
2015年被称为器官移植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年，迎来了器官移植领域的重大改革时代。尽管现在还面临着器官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总体上形势良好。与此同时，提高器官资源的利用率成为了器官移植领域又一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器官资源在获取后到得以成功移植到患者体内，受到贯穿整个过程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COTRS系统的运用避免了因供受体匹配问题导致的器官浪费，同时其将病情轻重缓急、年龄大小、等待时间等各种因素放在一个系统里加以调控，并具有相应的保密措施，从而避免由于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器官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叶启发如此说道。
“但仍存在很多现实性因素，直接影响到器官的分配与运输，由此导致器官资源的浪费。”叶启发表示，他就曾遇到系统在夜间分配，由于其间没有相应的航班和车次，影响到了器官的转运。
器官的运输问题，是有可能造成器官浪费的普遍问题。除此外，医院与医院之间并不一定相互信任，例如对技术水平缺乏信心导致对脏器资源质量的质疑，如此便影响了所获取器官被及时利用。
因此，要保证器官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以遵循COTRS分配系统的原则为前提；其次，可以通过建立局部的器官获取机制，保证医院之间信任感的同时便于建立起快速转运通道；再次，最重要的在运输方面，除去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要实现COTRS系统与器官移植获取单位的相互协调，在器官获取之前联系好相关单位，确保运输问题得以解决，以最稳妥的方式及时实现器官转运。
在叶启发看来，进入“公民捐献时代”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慢慢摸索，通过全国各方专家的研讨达成共识，逐步完善分配机制。对于此次陈静瑜团队的事件，他表示，由于肺脏移植需求量不是那么多，且国内目前在肺脏移植方面还未拥有普遍成熟的技术，再加上肺脏本身的特殊性，对肺脏资源的转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便是做好供受体医院双方在前期的沟通，将运输的风险性降至最低，保证多种运输方式的可行性，制定紧急预案，竭尽全力保证器官的顺利转运。
我国的公民捐献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近日，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中国器官移植迎来新的拐点，移植数量已经超过历史纪录，越来越多的公民将加入自愿捐献的队伍，我国也准备着手将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大病救助的范畴。一旦得以实现，在器官移植的高昂费用面前望而却步的患者就有了新的希望，这也将会使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顶点。
尽管如此，我国的器官移植体系与国外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仅在运输机制上，多位专家都曾提及，国外的很多医院为器官运输配备了专用飞机或者征用私人飞机，每次器官转运都有各部门的协调和全社会的极力配合。在这一点上，国内的相关部门似乎并未能予以重视。
李超认为，器官的及时转运需要交通、公安、民政等多部门的配合，而不是OPO组织和医院单枪匹马地作战。再有，建立起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崇的方式，尤其是在心肺资源的转运上。
然而在他看来，建设我国的器官移植体系以解决器官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最首要的还是脑死亡的立法。国际医学界认为，脑组织或脑细胞全部死亡，大脑、小脑、脑干等全部功能永久不可逆转地丧失和停止，是判定人死亡的科学标准，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个国家将“脑死亡”纳入法律上的死亡定义。在国内，“心死亡”的概念深入人心，很多人不了解脑死亡的概念，有些甚至将其与植物人等情况混为一谈。而业界的普遍观点是，脑死亡阶段是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通过体外呼吸机维持血液循环和心跳可以保证器官在最佳使用状态。患者脑死亡后，由于患者家属对脑死亡的不了解导致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相关的维护、评估、沟通工作的时间太长，由此影响了器官资源的质量，极易导致心肺资源的流失。
此外，传统观念深入骨髓也是影响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打破传统观念并非短时行为，李超表示，可以考虑国外理念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步实现社会大众对于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了解与认知，并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