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叫停“零地价”招商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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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将全国所有县市全部纳入其中，工业用地被分成15个等级，并给每个等级确定了不同的最低出让标准。根据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全国各地所有工业用地出让确定价格时必须执行最低控制标准――这标志着一度席卷全国的“零地价”招商浪潮被彻底叫停。

众所周知，工业用地管理失控一直是多年来困扰土地管理部门的老大难问题。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追求实实在在的政绩，本是各级为官者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政绩观、发展观问题上，很多地方都陷入了严重的逻辑误区：要有政绩，就得有发展；要发展，就得招商引资；要招商引资，就只有优惠供地．

于是，“以地招商”、“以地生财”和“零地价招商”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口头禅” 。各地政府竞相大搞特搞各类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文化科技园、信息科技园等各种名称)和地产招商项目，而且开发区还分省级、地市级、县级，甚至乡镇一级。各地政府为搞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还互相交流经验。

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至6万元。

而在相对偏远的我国中、西部地区，这种为了招商引资而竞相压低地价甚至以零地价出让土地的无序局面更加惨烈。比如，重庆某区在制定招商优惠政策时，竟然做出荒唐规定：对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可赠送10亩土地。在河南，面对开封的激烈竞争，郑州为了争取一个工业城项目，只向该项目投资方收取每亩1美元的象征性地价。

各地区之间利用土地价格差互挖墙角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重庆，一个区正在准备迎接一家大型摩托车企业前来投资，但是附近一个区却以“3000亩地，每亩地1万元”的超低价把这家企业截走。万州从重庆市主城区引来一家药业公司，地价是10万元一亩，但是垫江则以4万元一亩的地价，又把这家企业引走了，并带走了4000万元投资。

如此，我国近年来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工业用地价格却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如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

土地价格不降便会失去招商引资的竞争力，这种吸收FDI中的区域竞争逻辑成为扭曲我国工业用地市场格局的直接推力。最关键的问题是，以地生财、竞相压价的恶性区域竞争并不能给一个地区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地价招商的结果常常是：高质量的投资招不来，心猿意马的企业却一大批，因为那些真正要投资做实业的企业，更看中的是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完善的产业生态链，而地价只是其考虑的一个相对次要因素，众多电子企业涌向高地价的东莞就是一个例子。

可见，政府及其官员要扩大招商引资的最根本问题，应该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营造诚信、廉洁、高效的服务环境上，要不断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氛围，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等都是招商引资的优势所在；而招商引资，为地方谋发展，根本是为造福一方百姓。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用地主要以协议方式供应为主，但目前全国仅有三分之一的省制定并公布了协议出让土地的最低价标准，三分之一的省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另有三分之一的省根本没有制定标准。因此，《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出台，在制度上为叫停“零地价”招商提供了可能。

不过，这种乐观的结果必须依赖于政策能被很好地执行。

在政策落实中必须警惕地方政府变相低于“低线”或者无偿出让工业用地现象，比如：对于招商引资来的外商企业，通过奖励、降低税收、其他途径补偿等方式来抵偿用地时支付的最低价格；明明实际价值高于最低标准，而故意按照最低标准执行。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地方政府钻空子乃至违法的行为仍有可能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