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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印章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与秦汉印迥异的“隋唐体系”。
由于纸的普遍使用,这一时期的印章,以印于纸上的钤朱方式而有别于传统的封泥方式。“封泥”(亦称“泥封”)是作为象征、凭信而出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隋唐以前,书写用纸尚未普遍使用,往来信函大多写于竹、木简上。这些竹、木简积聚成文,世称“简牍”。为防私拆,常于往来简牍、物件的结扎处系以软泥,并置于木槽中,再加盖印章。软泥干后坚硬不易损坏,“封泥”由此形成并得以传世。因此,虽然封泥不是印章,却是同一时代印风的忠实印记。
隋官印在形制、印篆、称谓、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有异于汉以来的官印。此时的官印,称“印”不称“章”,方形,铜质,尺寸约在5.3cm~5.6cm之间。印篆为阳文篆书,以便蘸印色盖于纸上(钤朱);而且不由职官们各自携带,而是由专职部门或专人管理。目前考古发现的隋官印印文均为官署名。
唐初的印制承传隋制。至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后因恶“玺”“死”谐音,将“传国玺”之外的其余八玺全部重新镌刻,改称“宝”。中宗即位(公元705年)后,又改称“玺”。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又将“玺”复称为“宝”。不仅如此,唐玉玺的尺寸还在隋玉玺之上进一步加大。但是,唐官印称谓仍沿隋制,称“印”。不足四字的官署印加“之”字,称“之印”;足四字者,或加“之”字,或不加。其镌刻方式有铸造、刻凿、焊接三种工艺。焊接的方法是用小铜条绕做印文,直接焊于印面――这种工艺首见并流行于唐代,亦称“条带印”“蟠条印”。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用于贮藏官印的印盒。这些不同的特征,既是对隋官印的继承,也是对隋官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唐代的官印印文较为疏朗,多屈曲盘绕,与隋朝的官印属同一印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公私图籍、书画鉴藏用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三《叙古今公私印记》记载有“‘贞’‘观’”“开元”“翰林之印”“弘文之印”“元和之印”“彭城侯书画印”“侯图书刻章”“永存珍秘”“周”“褚氏书印”等诸多公私鉴藏印记。这些鉴藏印,有的至今依然可以在存世的法书名画中见到,对古代书画的鉴定具有重大意义。
隋唐官印印式的转换是缘于纸的普遍使用,由此带来印章尺寸的变化和使用功能的转变。但是,隋唐私印及公私鉴藏用印并不与官印的变化同步。唐代的私印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白文印传统,而且还出现了文人使用的“斋堂馆阁印”。
宋初玉玺的材质虽沿袭传统的玉质,尺寸也与唐宝相仿,但钮式已从传统的螭虎钮改为盘龙钮。这一变化,影响了宋以后历代玉玺的钮式。
宋官印以印面尺寸、材质、称谓来体现职官秩级的差别。北宋秩级较高的官印一般用铜质,根据秩级高低分涂金与否,至少分有六个等级;印钮为橛钮。木印用于秩级较低的职官。又有称印为“记”“朱记”者,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使用。“记”“朱记”一般略呈长方,印面边长合今制5cm~6cm左右。
宋官印镌铸部门设有专门篆写印文的篆文官,又采用“叠篆”这种隋唐以来开始用于官印的印篆,易于调整印面的分朱布白。由此,宋官印的印篆整体上较隋唐官印来得整饬茂密,笔画以圆转盘曲为主。同时,由于采用铸造的工艺,印篆的笔画较多粘连,字口较深,这一特征往往成为鉴定宋印的依据。两宋官印的印篆总体看较为统一,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多粘连勾接,印篆虽整饬工致,但印文重叠密布。相较之下,北宋官印的印篆较为整饬茂密,南宋官印的印篆相对疏朗支离。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隋唐的转换和准备,宋代的文人雅士开始参与篆写印文,制作字号印、斋堂馆阁印和闲章。他们将这些印章用于书画作品之中,并因同诗书画相结合而流行起来。此后,诗书画印的结合,成为传统中国书画约定俗成的表现形式。 (图例请参阅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