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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之辨,的确道出了艺术创作中的转瞬若失的妙味!不过,郑板桥还是补充一句“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意”有“有意”、“无意”之分,中国绘画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颇深,“无意”为首,这也很类似康德的“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有意”次之,因为多少有名理、概念之累。故而在“意在笔先”这个定则下,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价值高低的规则。清张庚在《图画精意识》里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矣。”[1]这种重意、重神,轻技艺的看法极其普遍,所谓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样一来,“笔在意先”往往就被解读为艺术家先有气韵贯注于精神,“胸中之竹”之生是不期然而然的,至于这印在画上的“手中之竹”不过是笔墨的行当,仿佛只是“翻译”这“胸中之竹”而已。这样,“意”和“笔”是分割着的。
在西方与之相近的理论要数克罗齐,他还更干脆,他只承认艺术是“直觉”,就是郑板桥所说的“勃勃遂有画意”的“胸中之竹”。至于“手中之竹”在克罗齐不过是“物理事实”,它只起“留声机”的作用。是把艺术家胸中所生的“意象”再“翻译”(传达)成外在作品而已。
这样看来,克罗齐这“意在笔先”就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画论所说的意高笔低的价值分野,而是“意”即是“笔”。换句话讲,意在何时发生,言就在何时发生,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一种语言学,都是一种达意的符号,比如你未画竹先,已有成竹在胸,你的所谓“成竹”,不可能是一种无形无色的竹,既然是有形有色的竹,你胸中那个“竹”便已“表现”了“竹”了,你的“意中之竹”便是你的“画中之竹”(手中之竹)。“画中之竹”只是表现“意中之竹”,所表现的只是个“直觉”——“胸中之竹”。克罗齐把那传达的“手中之竹”看作“物理事实”而放在艺术之外,只承认“胸中之竹”即已经是“手中之竹”,这被讥笑为哑口诗人!我们知道,这在克罗齐不承认的“物理事实”毕竟我们普通人天天都能感受到,可见,严格的说,这“意”和“笔”也还是分离的。
二
朱光潜不同意上述两种“意在笔先”的艺术观,他提出了思(意)言(广义的艺术都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语言)一致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意”和“笔”、“思”和“言”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所谓“意到笔随”。用朱光潜的话说,就是:“气随笔运,即意到笔随,摄形(客观景象)必同时立意(主观情思),才胸有成竹,意到笔随,画出正确的形象(取象不惑)。”[2]这就是说“摄形”和“立意”是同时进行的,思与言(广义的艺术符号)是一致的。显然,在朱光潜那里,意与形、思与言、情趣与意象是溶成一片的。并没有“意”先“笔”后的时间划分;也没有“意”高“笔”低的价值区分;而是艺术形象就构成于表现形象的“形”(绘画)、“言”[3]之中。
具体一点说,画家在创作一幅竹画时,他要连同颜色、线条、光影这些媒介一起想;诗人要赋竹时,也要连着字的声音和意义一同想,甚至音乐家要想象竹韵时,也要连同声调、节奏一起想,一切艺术创作门类皆如此。这里面并无中国古人把“意”和“笔”分作两个阶段;也没有克罗齐所谓直觉或创造和所谓传达(物理事实)分作两段的毛病。进一步讲,艺术是“整一的”,是情趣与意象的浑然契合。是情趣的意象化(诗偏于这方面成份多)和意象的情趣化(绘画偏于这方面的成份多)的合一。
三
然而,要成就这物我同一、情景交融(情趣意象化和意象情趣化)的“意境”,光有“性养”的“天份”是不够的。在朱光潜看来,一般人都能有“成竹在胸”,但未必能像画家一样把胸中的成竹画在纸上,这实得力于“持久的努力”。朱光潜自己的艺术经验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我想到一棵竹虽然不能画一棵竹,但是想到一个‘竹’字却能信手写一个‘竹’字。实在一棵竹和一个‘竹’字在心中都不过是一种意象,‘竹’字意象能支配我的手腕筋肉作写‘竹’字的活动,而竹本身的意象却不能支配我的手腕作画竹的活动,就由于我练习过字,没有练习过作画,我的手腕筋肉只有写‘竹’字的习惯而没有画竹的习惯。我如果勉强提笔画一棵竹,我所画出来的和我原来所想的全不符合。”[4]也就是说,艺术家创作既要有灵心妙运,也要有“匠人”的手腕,二者缺一不可。
基于此,我们在新近发现未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朱光潜全集》一篇朱光潜《题吴龙丘先生画竹》,可以佐证“天才”和“人力”不可偏废的观点。在这篇文里面,既肯定吴龙丘醉心书画二十年,善绘梅兰竹菊松蕉,但同时,以朱先生对艺术境界的高标看,似吴先生有超脱尘俗的雅量,但终“或未尝深致力”,这就是说“匠人”的功夫还未尽到。因而真正离朱先生悬想的:“所谓‘成竹’,当不仅为形状色泽,而为物我同一情景交融所成之意境。画中之竹特其象征,在胸者神,落低者形,神弥满而形因以光华焕发。”——“意到笔随”的思言一致的理想还有差距!
四
朱光潜将西方美学学科的形态结合中国传统艺术资源作分析,既是西方的;又是非常本土化的。不同于时下一些学者以为把中国艺术(包括绘画)说成离西方哲学知识论(现在一般用认识论)愈远愈好;似乎非这样不能传达中国艺术精神的所谓“气韵生动”。我承认,中国绘画的艺术精神得益于老庄道家的清虚玄寂的静观态度,有超越经验的成份。然而,并不是离开了经验就能“超越”和“超验”的了的。朱光潜对于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不盲目让思想高蹈玄远,他更强调能近取譬,以心理经验分析为基础。比如他说:“思想离不开语言[5],而语言则离不开喉舌的动作,想到‘竹’字时,口舌间筋肉都不免有意或无意地作说出‘竹’字的动作。这是行为派心理学的创说,现在也已得多数心理学家的赞同了。”又说:“中国人论诗文的模仿,向来着重‘气’字。苏子由说:‘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6]朱光潜接着引刘海峰《论文偶记》和曾国藩《家训》说明桐城古文派讲的诵读,使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相宜,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常所谓的“气”也还不过是心理学上说的一种筋肉的技巧。由此推之,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都要把手腕练得娴熟,歌者、演戏者和演说者,都要先把喉舌练得娴熟,作诗文者都要先把气势声调练得娴熟。
可见,朱光潜之对“气韵生动”的“气”的诠解,是依照现代心理学为据的,美学在西方是一门科学,是美之科学。心理学也被视为一门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是科学精神,朱光潜这种以西方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比如桐城文派讲作文的音韵节奏和“气”的关系)精神的结合,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向更深一层推进了。
注释:
[1] 殷晓蕾编著:《古代山水画论备要》,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2] 转引自宛小平:《“新发现朱光潜画论‘残稿’看其绘画美学观”》,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11年第12期,第36页。
[3] 朱光潜说:“艺术是思维的一种方式,与思维的其他形式一样要使用符号;又因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因此绘画、雕塑、音乐等等和文学一样都是语言的不同形式。”参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4]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5] 即思言一致的作为画理艺术观前提的哲学命题。
[6]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19页。
宛小平: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光潜先生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