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其斌的亚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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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其斌总是自顾自地做事情，有时候他的态度过于固执，但是话说得明白：换一个人可能做另外的事。我在这里，就是这样做下去。

2007年8月6日9时正，上海证大艺术馆馆长沈其斌穿着一身香云纱的暗色衣服快步走出电梯口，出产于顺德的这种天然面料几乎是中国艺术家的制服，但除此之外，沈其斌的步速与语速都不再是艺术家式的了。

他的表达有强大的自我逻辑和信息量，做事也是一件紧接着一件，餐厅的采访还没结束，楼下大堂已经等着下一位访客。

艺术家不少我一个

很难想象，沈其斌作了这样一个决定。

1998年9月28日，中国美术馆的个展开幕当天，他突然决定放弃艺术家身份。在这之前的几天，沈其斌还跟着方力钧在宋庄转悠，打算也买间民房做工作室。在北京，每日与艺术家朋友喝酒聊天的日子似乎并未使他开怀，“中国的盲流艺术家已经够多了。”

就是一闪念，沈其斌把展览后的作品全部打包运回家乡江苏宣兴，一张也不肯卖。甚至，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他再也没看过一眼那些画。

也许不是因为这个残酷的决定，但沈其斌在归程的火车站突然休克，一头撞在地上，左眼边上缝了四针。随后的半个月，他一直躺在医院，什么都想，就是不想再做艺术家。

出院后，沈其斌第一件事就是借了7万块钱在南京开了一个小画框店。这恐怕是一个艺术家所能做到的最日常的选择，“首要的是生存和发展，我想到的，就要实现好。”

沈其斌果然不再谈理想，他安心做生意，给艺术家做画框、给公司做装饰，一年后，画框店的利润做到70多万。

2000年，沈其斌放弃画框生意，在南京开了一家画廊，此时，他的画廊了毛艳等艺术家，“南京的市场容量小，但收藏家通过我都能得到实惠。”

事情到了2002年，逐渐走入一条停不了的路径。沈其斌在南京创办了圣划艺术中心，圣划艺术馆是当时南京第一个民营的非营利私人美术馆。

这一年的11月，圣划装修，沈其斌刚好有一段比较空的时间。上海的朋友顾振清和金锋邀请他去参加上海虹口区文化区的专家咨询会，议题是，多伦美术馆应该怎么运营。

这件事，改变了沈其斌的人生轨迹。把理想当饭吃

在这次咨询会上，沈其斌只是个边缘人物。虹口区请来了张晓刚、叶永青、邱志杰、王璜生等人，他们都是中国艺术界的权威人物，而且，当时多伦美术馆的馆长已经有了人选，正准备签约。

不过，专家的发言与沈其斌想的有些不一样，所有人都说完之后，他慢悠悠地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说了一下，知道就是这一说，晚上1点多，顾振清敲开沈其斌的房门说，文化局长请他明天在学术委员会上作一个详细的发言。“立场就是道路”，沈其斌至今还记得自己发言的题目。但是那天之后，沈其斌就离开了上海，再未收到任何消息。

小年夜那天，虹口区文化局长突然深夜赶到南京。“他请我开条件，我说我没有条件。”当时沈其斌在上海有两个竞争对手，刘传铭和陈逸飞都希望能出任多伦美术馆馆长。并且，与沈其斌相比，他们无疑有更多的资金、更好的社会关系资源和更高的知名度。 “人家承诺每年给政府200万，我只能说，我给你写一本书，我想做的事都在里面。”沈其斌没有过年，正月十二，他就把78页的文案快递到虹口区文化局。

在这份文案里，沈其斌提出了一条易于操作的思路。多伦美术馆不应空谈国际化和实现如何大的目标，而是从本土化开始，用小而快速的方式实现展览。放弃规模和排场，以灵活和先锋为主导。

“每年给我150万。”这是沈其斌当时的要求，也是实现他想做的所有的事的资金保障。再次被请回上海“谈一谈”的时候，沈其斌坐在陈逸飞前一天坐过的椅子上，说：“我不是来谈生意的。”

在此之前，顾振清就曾向沈其斌提过，“我出30万租金，你出40万，我们把多伦拿下来。”但是沈其斌拒绝道“老顾，事情不是这么做的。”

2003年7月10日开始，做了4年馆长，多伦美术馆很让沈其斌骄傲。“这是政府做的第一个现代艺术馆，我的责任很重。”在多伦，沈其斌主推小型的、实验性展览，缩短展览周期，尝试更多的艺术类型。

沈其斌做的最富争议的展览应是2004年的“酷／爱身体”。此前，中国的官方美术馆一直不支持行为艺术，但是这一年的6月15日，女艺术家何成瑶与梁宝山在多伦进行行为。缠绕封箱带的女子做广播体操、99根金针将玉体刺成刺猬状、口衔红线狂奔赛女蜘蛛侠6“这样做既体现了我们的先锋性，又可以引发学术争鸣。”

同一年3月，多伦举办的“乌托邦＆青春物语”尹朝阳个展，是尹朝阳艺术生涯的重要节点。“之前他的价格很低，几乎没有市场，但是这次展览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而2006年9月的“多伦青年美术大展”，是沈其斌本土化思路的重要实践。“我们非常注重上海本地，参展艺术家也以上海年轻艺术家为主。”

2005年1月，沈其斌开始兼任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馆长。一个人做两个美术馆的馆长，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沈其斌自信地说：“在这个特殊时段，没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

正在建设的喜马拉雅艺术中心，将是沈其斌打理的第三个美术馆。他总是向MOMA、惠特尼、泰特这些最好的美术馆看齐，他相信将社会资本整合进文化是一门大学问，一个好的艺术馆馆长跟政府和企业都要打好交道，掌舵需要巧劲而不是蛮力。

平台作用与软力量

目前，沈其斌工作的重心在证大。“不论从社会资源还是国际影响力来说，证大的起点都更高。”沈其斌在证大的眼界更开阔，此时的本土建设被置于国际视野之下，而另一个着眼点则放在当代东方文化价值观建设上。

“艺术讲圈子，就是从北京来的。”沈其斌觉得有一句话可以生动地形容北京，“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仅如此，北京的艺术家喜欢扎堆，“他们在量上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很少有起到引领作用的平台。证大早晚会进北京。”

沈其斌相信证大就是上海艺术界的发动机和引领者，但上海仍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艺术中心。“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紧密相连，上海不具备政治性优势。”但是凭借商业性，上海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文化中心，在上海的证大，应是代表亚洲与世界对话。

“我是一个平台管理者，必须自我清醒。”沈其斌把眼下艺术界的乱看成是阶段性的，“乱不是坏事，”浮躁也好，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化也好，市场泡沫化也好，这些都是成长的催化剂。“被扭曲的必然是被淘汰的。”

在上海做艺术馆，沈其斌觉得环境很好。毕竟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上海就一直是中国现代主义的发源地，上海与其他城市相比也更理性、更规范，文化心态更平稳。

亚洲最著名的日本森美术馆，在沈其斌

看来不过是一个金钱堆砌的亚洲样板。“它仍在西方标准和体系之下，没有制造出新的理念，对艺术史并无贡献。”

沈其斌却反感将上海、中国，乃至亚洲置于现代西方的地域概念之下。作为一个现代艺术馆的馆长，沈其斌一直质疑目前国际国内对亚洲当代艺术的评判，“我们没有自身的体系，当代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标准都发源于西方。”

所以，沈其斌针对西方表达提出了“软力量”。“如果说西方人的文化方式是物理变化，那么东方隐性、潜在、内在的精神就是化学变化。”他希望经由当代艺术这个通道，重新建构属于亚洲的文化价值判断体系。以“软力量”解决亚洲社会转型中存在的过热、过快，及其所引发的极大不均衡。

为此，沈其斌策划了一个为期5年的亚洲当代艺术展。第一个展览已经在德国和波兰实现，今年11月，这个展览将会在上海证大当代艺术馆举办，继续探讨亚洲文化价值观。11个国家的35位艺术家，将会在澳大利亚、印度、泰国、韩国、美国、英国巡回展览，同时，沈其斌还邀请了史学家、汉学者、策划人，与艺术家共同探讨亚洲“软力量”如何建构。

那件疯狂的小事叫艺术

现在，沈其斌打算做一件疯狂的事。

从2008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他将给上海人366天不间断的艺术生活。这次名为“介入”的艺术活动，誓将艺术的公共性和日常性推行到底。每天，都会有一个艺术事件在上海发生，不管是在美术馆、工厂、学校、车站或者更日常的街巷；不管是电影、音乐、架上绘画、新媒体还是社会活动，艺术不再是小众和圈子关心的事。

沈其斌相信文化艺术的公共性是全球的，这次活动，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参与群体，包括266个国际艺术家和100个中国艺术家。“我们有一本杂志，预告每个月的活动，我们还跟电视台合作，每天播报5分钟的新闻。大家必须面对艺术，别无选择。”

美术馆不是简单的平台，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中央美院的校牌挂到了自家门前，展开艺术管理研究生班教育计划，目前，第一届22人已经毕业；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导编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方式》，并与各大美院合作，探讨艺术教学如何推进。

沈其斌尝试与西方体系换位思考。“过去西方人按照他们的标准选择中国艺术家，现在则由我们来选择西方艺术家。”在证大的资金支持下，多伦美术馆组建了“国际艺术家工作室”，邀请国际年轻艺术家与中国一起成长。

另一方面，他们还与中国美术学院共同设立国际年轻策展人奖项，给获奖者3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生活，并帮助他策划一次展览。“他们看到的将是一个真实而非扭曲的中国，他们的中国经验也是西方未来主流的中国经验。”

“过去我们投资支持范迪安在威尼斯建中国馆，是为了填补中国艺术的空白，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要填补空白，还要创造原创价值。”就像2009年的先锋艺术节，沈其斌自有其实施的想法。

沈其斌的目标，不是作秀、不是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也不是仅仅把证大做成一个城市品牌，他的思路是创造一种潮流，而不是总跟在西方身后亦步亦趋。

“按照已经老化的展览模式，就是像上海双年展做得那么好，也没办法进入第一梯队。”他策划的“无界”，跨学科、跨领域，“我的目标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实现背后的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