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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布白 精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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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皖南偏僻而明秀的小山村――黟县黄村,一个八九岁的少年孜孜不倦地临碑治印,经过不懈努力,后来成长为晚清印坛开宗立派的大师,他就是黄士陵(1849-1908年)。其实,黄士陵的书法功力深厚,风味高雅而独树一帜,只是为印名所掩。书法是篆刻的基础,是印文的组成部分,一个篆刻家的成就与其书法是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黄士陵的书法艺术研究甚少,本文试从黄士陵书法的特色与师承,成因与成就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墨迹与师承

黄士陵传世的书法作品几乎都是篆书,数量较之篆刻少得多,很多书法作品又没有注明书写年代,迄今也没有发现黄士陵的著述或笔记之类文稿整理刊出,这对于研究他的艺术带来很大困难。把他的书法与印章、印章边款及题画对照排比,分析研究,可以大致地理出其书艺师承与发展的脉络。

(一)摹仿期的墨迹与师承

篆书联“恪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图1,黄山市博物馆藏),下款为“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重九后十日。”是年黄士陵35岁。这个阶段,黄士陵刻印摹仿邓石如、吴熙载。他在“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印跋中刻记:“摹完白山人意,戊寅(光绪四年,1878年)夏五月,牧父客豫章。”是年30岁。青年时代,他在南昌生活工作过较长时间,出版过《心经印谱》。朱文“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印有补跋刻记:“牧父公刻多心经语,仿完白山人作也。丁卯(1927年)二月少牧记于皖江。”他曾临摹过许多方邓、吴之著名印章。如“一日之迹”、“丹青不知老将至”、“足吾所好玩而老焉”等,布局、刀法都得原印神韵。清中期,邓石如吸收了汉碑篆额以分入篆的特征,突破了前辈王澍和继承者钱坫圆匀规整的玉著书体,以雄奇苍莽的书风,一洗绮靡之习。康有为评析云:“完白得力处在以隶笔为篆”,给书坛带来了新鲜气象。

图1字体瘦长,上紧下疏,舒展自如,有邓之“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结构美感。用笔流畅,线条细劲。“恪”、“夕”、“怀”、“观”,收笔一笔带出,时露锋芒,有意气风发放笔为篆书之势,颇有邓之笔意(图2,邓石如《诗经南陔篆书屏》)。细察墨迹可以看到黄士陵并不一味摹仿,而有心求变。笔墨之内筋骨盘屈峭拔,应是狼毫写成,并不同于“邓完白石如以柔毫为之”(杨守敬《学书迩言》)。联上署款之行书侧锋取势,笔画斜出有魏碑体貌。为后来形成黄氏峭逸蕴藉之自家面目奠定了基础。这幅作品为黄士陵早期佳作,惜“在”字之“土”上横两端翘起为篆书“之”字,有误。

(二)探索期的墨迹与师承

在邓石如的篆书横空排夏,名声显赫之时,黄士陵经过一段时间学邓之后,新作篆书《箜篌引》四条屏(图3,黄山市博物馆藏),证明了作者冷静思考后,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悄然作了新的选择。此条屏篆字结体为小篆参合金文,还偶见“象形”意味。形态方中带圆,笔法浑厚,风格朴拙、高古。虽然结体略显松散,不够稳健,但总体脱离邓、吴的艺术影响,出现新的转折,此后黄士陵就沿着新的发展方向不断创作了许多佳作。

这个时期,吴大激对黄士陵的影响颇大。吴为晚清重臣,著名金石学家,考证古文字颇多精论。与友人通信,往往以金文作札,工作、生活弥漫着“以古为新”的气息。向銎榔涫榉ǎ骸肮ば∽,酷似李阳冰,又以其法作钟鼎文,为世所推重”(马宗霍《书林藻鉴》)。如篆书联:“邀游邾鲁簋盘会,文采周秦典册光。”(图4,香港乐常在轩藏)结构源于钟鼎,字字有据,用笔沉稳,线条匀净,显露出气度高雅的学者书家风范。作为幕宾,黄士陵追随幕主醉心金石学中,以学术为根基,同时又摄取金石文字外在结构和线条之美,在潜移默化中黄士陵从吴大潋的书法上溯到三代吉金。如篆书联“三古文章在彝鼎,六朝金石有源流”(图5)。这个时期的对联作品都采用隶书题款,钤两方白文印:“士陵长年”、“合以古籀”。“古籀”这里广泛包括商周金文、籀书和春秋战国时的六国文字等。“合以古籀”就是在小篆中融合古籀,是黄士陵的书法艺术观。他曾在“颐山”印跋刻记:“小篆中兼有古金气味惟龙泓老人能之”。“古金气味”即三代彝器铭文的古朴风采,这是指印坛上丁敬的作品吸取秦汉印的长处有古朴气象。而在书坛,同样有个前辈开拓了小篆兼融金文的新径,他就是杨沂孙。图3上的书风就是黄士陵脱离邓、吴,开始学习杨沂孙篆书风格的作品。杨沂孙揉合商周金文、《石鼓》于小篆,结体方形,规矩平匀,中锋用笔,方圆兼顾,线条平直,短促遒劲。在咸丰年间杨沂孙的篆书古朴而新颖,评者多以邓石如与之相提并论。

一个书法家在有了扎实功底,继续探索求变时,再选择临本临摹时,都不是一味照搬摹仿的。如书于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的篆书联:“飞电流云绝潇洒,银钩秀句益疏通”(图6,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学杨沂孙的篆籀相融时,有自己的“合以古籀”的金石意味。同年所书的篆书联:“一威仪以成德,泽经史而立言”(图7,同上),上款虽云:“集峄山碑字”,也是显现个人的风格。其篆书特色是:

1、精心布白,稳中求险。杨沂孙的篆书匀称,结体方正,疏密均匀,线条粗细一致。黄土陵的篆书结体虽较方正,但重心下移,上疏下密,上舒下紧。如图6中的“洒”、“秀”,图7中的“一”、“德”、“泽”、“经”、“史”等。本来重心低则稳定,过于稳重匀称则呆板。黄氏在稳中造险,采用微调对称,精妙参差,上宽下窄,左高右低稍不稳妥的视觉效果。如“泽”虽上宽下窄,但下部笔画短促密集,则感到陡峭而沉稳。还有图6的“流”、“绝”、“益”、“疏”等有相似的特征。图7“言”的“口”包而不吻合,露出微微的错位痕迹,形成不对称的体态。

2、用拙得巧,寓柔于刚。把圆笔改方笔,方形变圆形。如图6的“秀”字上的“禾”采用金文的笔画,“疏”的偏旁上的“三角形”,图7的“史”下的“又”,都是刚柔相济。黄士陵在横竖笔画相接处,常常出现冲出相交点的“拙”样,其实是用心良苦的。如“银”、“通”右边的第二笔横若有若无的“冲线”是犀利、破板刻的妙笔。

3、用笔挺拔,笔画光洁。自来写小篆者笔画皆萦纡起伏,屈曲幅度大。与杨沂孙的笔画比较,黄士陵“合以古籀”的笔画简明、利索,线条光洁;裹锋起笔,行笔如锥划沙,笔笔送到,收笔戛然而止。墨浓笔饱,笔画圆浑厚重,这种用笔特点表现金文结构和小篆形态,偶有枯笔益见苍润的韵味和朴拙的神采。

(三)成熟期的墨迹

经过前阶段的砚田耕耘,上下求索,黄士陵50岁左右书艺已臻成熟。如篆书《舞鹤赋》四条屏(图8,南京博物馆藏),署款为“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二月”。同年夏五月书篆书联:“耻躬不 逮,寡过未能”(图9,黄山市博物馆藏)。篆书《北山移文》四条屏(图10,同上),署款为“光绪二十有九年(1903年)”。与图8、图格十分接近的还有《黄牧父籀书吕子语》(图11,上海书画出版社),篆书联:“请歌王在灵台作,非复巴人下里辞”(图12,香港乐常在轩藏)。以上数件佳作既保留了前期的风格,更显得老练、沉稳、平实、质朴。结体方面在工稳中总有一两笔“险”笔,在规整中时而错落,在平匀中顿生活泼。用笔方面,清劲沉着,线条浑圆、厚重,如篆书《舞鹤赋》四条屏(图13)中的“长”字,横平竖直,貌似呆滞,起笔大曲线与末笔的小曲线顿觉活泼起来。“汉”字左右两边结构都很平实,“氵”偏旁带有弧度的动感,与右边竖直结构的静态形成动与静的对比。“凋”左右结构各自对称,微调成左高右低,划破了平静。“鸡”字有揖让、参差之美,“”字中“壬”的弧线破解了整个字的局促。总之,黄士陵的篆书平实中有动感,紧凑中有宽绰,朴拙里有奇笔。笔画结构中含有幽默感,令你细细琢磨,慢慢品藻出妙趣,就像听妙语解颐,观高手对弈,一块活棋上总能找出两个以上的“眼”来。

二、成因与成就

清代篆书盛行,名家辈出,各有千秋。黄士陵别辟蹊径,独具面目,篆书艺术取得成就,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

黄士陵出生的黟县属徽州(明清时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在历史上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徽商曾一度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金融。经济发达带来文风昌盛的局面,诸如徽州文学、艺术、医学、建筑都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篆刻、竹木砖石雕刻、徽墨、徽砚、徽剧等都在全国独树一帜。徽州明清民居、牌坊、祠堂、津梁、古塔和寺观等,成为掩映于青山碧水之间的“文化艺术瑰宝”。

在这个文化摇篮里,黄士陵自幼就饱吮着大地母亲的艺术乳汁,父亲博雅能文。受庭训,少年时黄士陵的书法篆刻已闻名于乡里。但不久他就遭遇到不幸。他在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末技游食之民”印款中回忆:“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籍兹末技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所谓“湖海飘零”,是指他的幕府生涯。在南昌他的书法篆刻得到当时江西学政汪鸣銮的赏识。以后到广州,又被荐举入国子监读书,结识了王懿荣、吴大等著名学者名士。在广州生活了18年,在张之洞、吴大潋设立的广雅书局校刻经史,协编金石书籍,在武昌协助端方辑著《陶斋吉金录》等。当时虽然社会动荡,民生多艰,但传统文化并未脱节,艺术底蕴仍很丰厚,还有巍臣硕望洞鉴传统文化之精粹,垂青一介布衣,发现并提携可贵之人才。

乾嘉以来,商周彝器大量出土,一批学养高深的重臣收藏有大量器物及铭文拓片。黄士陵入幕府后有机会见到大量的三代鼎彝、秦汉印玺、古陶瓦甓等。金石学滋养了他的性灵,丰富了他的学识,并以此运用到书法篆刻创作中,始终遵循字字有出处,笔笔有来历的学术要求。根据布局需要,增减笔画、假借字形而又必须有古文字学的依据,他应用自如,在他的印谱中随处可见。他在金石学的卓识还散见于他摹绘青铜器画的题记上。

(二)转益多师与字印相融

黄士陵的弟子李茗柯在比较赵(之谦)与黄(士陵)时云:“悲庵(赵)之学在贞石,黟山(黄)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大凡钟鼎、权量、镜铭、泉布、砖陶、石刻等,黄都能提取其中的精髓,熔铸到他的书法篆刻中。他在“光绪十一年国子学录蔡赓年校修太学石壁十三经”印跋刻记道:“月前用七缗购得《朱博残碑》一纸,爱之甚,每举笔辄效之。”以上是论印,他的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取秦汉碑碣厚朴气韵,以篆法作隶,结体横平竖直,多出现重心下移,笔法简化了汉隶的提按起伏,用笔雄浑,笔画光洁,方正中求变化,舒展中得奇逸。每个字常有一两笔“奇招”而产生异趣,如他墨迹(图14)中的“里”、“江”,横竖画越过交接界。“经”的“纟”偏旁的“小”极小,“异”重心低垂。这些隶书特征对黄士陵的篆书有很大启发和影响,在其书法和篆刻中“奇招出异趣”,俯拾即是。黄士陵的篆刻成就与他的篆书功底密不可分,他的印是刀“写”,字是笔“刻”,字印相融,交相辉映,在书苑印坛都是出类拔萃的。

(三)“平易正直”与书如其人

黄士陵的行书都是用于题跋中,一笔一画,直来直往,笔画明快、清晰,从不作纽结连锦,牵丝起伏,偶掺篆意的北魏体也别有风味,大概是将书法篆刻(包括印跋)融为一炉,“合以古籀”贯通其诸体吧。黄士陵又擅长画工笔花卉,采用有阴阳明暗的西洋画法摹绘彝器。形象准确,用笔挺劲,线条细腻,画风清刚而秀雅,富有创新精神。纵观黄士陵全部书法篆刻绘画作品,几乎没有一件马虎草率之作,一生自始至终严谨踏实,一丝不苟,以治学而献艺。他在给弟子刻“师实长年”印跋道:“此牧甫数十年石中不得一之作了。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弟子珍护“平易正直”,这是他人品与性格的写照。黄士陵没有广收弟子传播其艺,没有文字著述刊出,仅有《黟山人黄牧甫印集》印行。在后来的年代,崇尚豪放、粗犷的艺术风格,精谨、蕴藉的黄士陵很寂寞了。在“大师”充斥的艺苑,“末技游食之民”淡出了。他过早地退隐山林,虚龄六十而辞世。

1960年夏天,笔者――一个少年金石爱好者拜访在景德镇绘瓷的黟县籍画师胡先生,观其仿刻黄氏的“饱米斋”印(饱者,宝也,米者,米芾也。当时“饱米”另有新意),听其评析,铭刻心中,从此景仰黄氏。今年适逢黄士陵逝世一百周年,谨以小文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