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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抑制内需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望松动,人民币加速升值将可能成为抑制通胀的最主要政策手段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几乎已成定局。美联储在短短几周内果断地降息125个基点,以期缓解经济颓势。我们预计,未来四到六个月,美联储还可能至少减息100个基点。就美国当前经济形势而言,联储的利率政策毫无疑问是恰当的。
然而,这一政策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却可能构成严峻挑战。如果一国的货币盯住美元,那么该国就等于把其货币政策“外包”给美联储。当美国通过大幅减息来贯彻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该国的利率自然也就跟着降低,其货币政策环境也就变得和美国一样宽松。
如果该国经济也正在衰退,这样的政策环境调整恰到好处。反之,如果该国经济所处的周期位置与美国不一致,甚至正好相反,那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如果该国经济正处在过热,经历着通货膨胀,需要的是紧缩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刻,美国大幅度降息就是火上浇油。
上面这个例子,有助于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及其政策选择。中国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是盯住美元缓慢爬行升值的政策(crawling peg)。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下,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
所以,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承受着十几年来最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美联储大幅减息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带来更大挑战。在实践中,这些挑战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
首先,美国的大幅减息缓解了美国经济滑入衰退的速度和程度,从而使中国的外需环境不至于迅速恶化。如果中国的出口和外贸顺差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扩张势头,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的创造,会在源头上对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持续构成压力。
其次,美国减息使美元资金成本进一步降低。低成本的资金会更加活跃地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寻找投资机会。同理,中国境内的资金将更不愿意流出境外。结果是,尽管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仍然有效,资本账户项目下的净资金流入的压力将会有增无减。由此产生的外汇储备和流动性创造,像挥之不去的外贸顺差一样,会加重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压力。
第三,美国的连续减息,直接导致中美两国银行间利率水平出现大幅“倒挂”,从而使中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的一系列操作的财务成本不断增加。单从对调控成本这一非常现实的因素考量,也会使央行对加息多有顾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利率倒挂程度越大,中国加息的空间也就越有限。
最后,美国的大幅减息会缩小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如欧元、日元)的利差,从而导致美元周期性地大幅贬值。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即使供求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通常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大宗商品(如石油、金属)价格也会相应攀升,这样才能使因出售大宗商品而实现的实际(即剔除美元贬值影响的)购买力不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就可能出现所谓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所以,在中国现有汇率制度下,由于中美经济正处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美联储为了缓解经济衰退而大幅度减息,却给正在经历通胀的中国带来巨大的政策挑战。在这一当口,呼吁美联储停止减息,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美联储和任何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其货币政策永远会把本国经济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认为,以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以上讨论的诸多挑战皆源于一个关键问题:人民币与美元联系太紧密,从而使中国的货币政策过多地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当前在中美两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时,这一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解决的办法,就是松动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在实践中,就是要加快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
对此,也有人持不同看法:美国经济衰退迟早会对中国出口和整体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此时加速人民币升值,岂不是会进一步加重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这不无道理。然而,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部需求减弱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汇率升值影响,就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而言,外需减少1%,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
所以,此时此刻,尽管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有其“弊”,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的“利”应远大于这一“弊”。更何况,鼓励内需才是抵消外部需求放缓,从而确保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对策。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下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判断是:以抑制内需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望松动,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需放缓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人民币加速升值将可能成为抑制通胀的最主要政策手段。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