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增长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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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就有希望，不增长就会有问题，负增长就会带来大麻烦——这对任何经济体都—样。

2012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二季度7.6％的增长数字正在触碰各方底线。经济界至少有三种判断：一种是“长期衰退论”——当下只是“秋天”，接下去才是“冬天”；另一种是“短暂减速论”——很快经济形势将触底回升；第三种则为“低速增长持久论”——以往高增长赖以维持的关键投入要素(劳动、土地)的“红利”已近乎耗竭，今后要维持同样高的增长很难，经济将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

无论未来怎样，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依然将是政府工作的重心。原因很简单，增长就有希望，不增长就会有问题，负增长就会带来大麻烦——这对任何经济体都一样。更何况目前中国对全球资本及企业经营要素的“向心力”，主要源自高而稳定的增长潜力，而非体制的稳定性。

成本意识不可丢

但“稳增长”不可变为“保增长”。政府政策应致力于保持经济波动的平稳性，防止大起大落引发震荡，而非不计成本地死保GDP数字。

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与日美等发达国家极为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低下，社会问题众多，构成“国民痛苦指数”的因素要宽泛得多。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通胀代表增长的成本，也不能简单地模仿美联储那样的做法，把通胀率作为政策松紧转换操作指南。除了通货膨胀而外，还须考虑别的增长成本，尤其是构成中国“国民痛苦指数”的那些非通胀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贫富差距问题。而这些，都是增长中不可忽视的成本问题。

除了上述增长成本以外，还须关注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效应。上一轮刺激政策多半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某种置换：刺激了低效率的公有及垄断行业的超长规扩张，抑制了高效率的非公经济扩张。虽然保住了GDP数字，但其遗患多多，民企融资难和民间资本投资狭窄化就是这种效率置换的滞后表现。

过度刺激不可取

在这样的形势下，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改善消费环境，激励消费与国内市场扩张。

刚刚结束的‘名义通胀”(CPI)高企时段，也是消费环境最恶劣的时段。随着CPI高企时代的结束，治理消费环境有了刚性的约束。政府若能乘势介入，将其纳入转变增长方式的战略高度，则无疑有助于强化国内消费需求。可以预期的是，以中国超过日本十倍的消费人口，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善而启动的消费需求，其推动力将不亚于出口增量。

对于政府而言，“稳增长”不可做的至少有三：其一是不可沿袭反金融危机的旧法，片面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垄断行业的投资，而须以加快金融及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民间与非政府经济部门投资。把上一轮刺激导致的结果平衡过来。其二是不可打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意。房地产调控政策丝毫不能松动，一松动不仅将导致此项政策的前功尽弃与政府的失信于民，而且将促使实体产业资本再次涌向这个产业内的虚拟行业。其三是不可采取财富破坏型做法。尤其应禁止地方政府借助反复折腾马路、反复拆迁创造GDP的做法。总而言之，过度刺激，是最不可取的增长方式。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