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陌生之城:准备做“中国第八代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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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华不可辜负，我不相信会有白走的路！

从16岁到20岁，我三次向父母提出退学。我想用我珍贵的青春，换几部视若珍宝的电影。从很早开始，“成为中国第八代电影导演”就成了我的愿望。提早离开校园对于我来说，应该算是必然。诊断：梦想躁动症医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北京：遇到了那年的第一场大雪

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天鹅湖》，因为晚起，我们错过了开场时间。爸爸抱着我冲进“华协影院”的时候，银幕上王子正拿着剑与女巫在塔楼上决斗。

银幕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光芒投射在我圆圆的脑袋上，以及因“电影”而睁圆了的眼睛里。

上了中学，我就一厢情愿地相信我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我和朋友租住在屋顶花园廉价的违章建筑内，月末欠着房租，忐忑生活是常态。

高一，我第一次跟父母提出退学。父亲很冷静，他认为我所谓的理想，更多是为了逃避我很可能考不上大学的现实。虽然那时我依然不想上学，但为了有资格和父亲谈退学的话题，我把考上大学当成了首要目标。

那时候我很胖，大多数时候，我都躺在床上面对比脸色更苍白的天花板，举起摘抄的本子，念起伯格曼的忧郁、西西里少年的秘密、李安的佳肴，还有抄到手酸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名字。

2011年2月13日北影初试的那天，正好遇到了那年北京的第一场大雪。

我从海淀的地铁站走出来，雪化的时候特别冷，在肯德基里，我想起自己曾蜷缩在门窗紧闭的小房间里，捏着朋友单薄的臂膀，昂着头说我要成为“第八代导演”。面对与想象完全背离的现实，我泣不成声，拿出手机给他发信息：“我想回家，我发现我没有闯关的勇气！”

幸运的是，西南大学收留了我。面试官翻阅着我的摄影志，听我讲了大半个小时的故事。

“我在16岁时坐上离家出走的列车，武汉的雷雨淹没过骑自行车的双脚，在昆明的车站和衣睡着，青海的日出是最美的，夜里十点敦煌闪烁的星光……”

其中一个老师摆了摆手，像我爸一样老派地说了句张爱玲的话：“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你就老了。”

重庆与成都：“表达欲”拯救了我的年轻

进了大学，我自负地认为大学是一个无用的笼子，于是我第二次向父母提出退学，当初的约定却不了了之。

我几乎逃掉了所有课，躲在成都的友人家里，大家相互比较，看谁收到的学校警告、接到的父母电话最多。

寒假前，学校催促我交一份期末作品。我选择拍李志的《梵高先生》，站在昏暗的灯下望着我的镜头，迷茫的睑上写满了“呼啸而过的青春”、“我们生来就是孤独的”这样的歌词意境。

大一下学期结束时，那段曾让我变得斗志全无的青春期恋爱结束了。我回归学校，对周遭事物再也提不起兴趣，年轻的人生中最始料未及的失去让我元气大伤。

在父母和朋友忧虑的目光中，是表达欲拯救了我。

2012年起我重新拿起单反，开始用生涩的影像去反省“还年轻的那几年”。

我们拍了第一部短片《温柔》，少女未老先衰般絮絮叨叨地讲着爱情故事，对“年轻”的怀念让影像被美化了，画面中只留下湛蓝天空、齐刘海和白衬衫。

这种幼稚的真诚幸运地被推至优酷网首页。“欢行公益”的创立人秦坤也借优酷的点击率关注到我，给了我资金支持，让我回到重庆拍摄了讲述祖孙二人故事的电影《邹铭与望秋》。

那之后我有了团队，也开始与成都的NGO（志愿组织）结缘，陆续结识了“爱思青年”、 “爱之家动物保护中心”、“成都同乐会”等，拍摄公益影像也成为我们团队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次年夏天，我在四川电视台的“新锐导演扶持计划”中拿到了二等奖。当时陪伴我去演播厅参加分享会的，是陪伴我至今的摄影师朱昀烨，我们的初识正是在去云南的列车上，而邀请他参与拍摄《温柔>的时候，我们仅仅见过两次面。

当时他说：“当年我不过是一个刚买了单反的小白，你也只是拍了《梵高先生》的赵可儿，是你给了我电影梦。每次我说无条件相信你，并不是真的相信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你那充满野心和这么努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