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胜过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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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我疯狂地爱上了音乐，不顾父母劝阻，考入一所音乐院校。当时的音乐老师都很看好我，说我对音乐的悟性很高。在学校，热爱音乐的孩子为数不少，但能让音乐班那些狂妄的富家子弟们也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的，恐怕也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可是在这些足以令人趾高气扬的光环之下，有一件事情却让我十分羞赧：自己那捉襟见肘的家庭，根本就拿不出钱来给我买一件像样的乐器。

那时有不少同学想组建乐队，一个叫刘茂的富商独子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我看过他写的歌，认定了他是一个几乎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我却很想加入他的乐队，因为传说他有一套最高档的乐器，他的乐队一定会比其他乐队出色。

刘茂想组建乐队这件事被室友当成笑话讲给我听，然而我的心却被他的“高档乐器”搅拌得热情高涨。平时木讷的我几乎是做了有生以来最疯狂的一件事：跑到他的班里找他，希望成为他乐队的一员。

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他的欢迎。他很快就把我带到了他的寝室，让我一一参观了那些属于他的贵得惊人的乐器。就是在那里，一把Gibson的电吉他几乎将我的眼球牢牢地吸附在了上面。当我的手指抚摸在那把吉他身上的时候，我几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一旁的刘茂见到我这副吃惊的样子，炫耀得愈加唾沫横飞。几乎就在那一瞬间，我萌生了一个连自己都吃惊的想法：这把吉他生来就应该是我的。

乐队组建得很成功，虽然刘茂出资，但他并未在我这里表现得狂妄，乐队里的事他都听我的。我们因此演奏了不少原创歌曲，在整个市区的高校内都小有名气。

在所有的乐器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把吉他。每一次看到它，我都抑制不住地渴望占有。暑假即将来临之前，我终于没能忍住，提前请假要回家，然后抱着行李在公园的椅子上睡到凌晨一点多钟，最后翻进了校园，用早已准备好的工具撬开了走廊尽头的那扇小门。撬门的时候，我紧张得手脚都不听使唤，但占有那把吉他的狂喜还是战胜了恐惧与内疚。最终，我成功地抱出了吉他，一路飞奔回到公园。一到天亮，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坐上大巴回家。由于父母都不懂乐器，我说这把吉他是我几十元钱买的，他们也信以为真。

然而随着时光一天天的流逝，我的理智苏醒。兴奋感开始被深深的恐惧感所代替，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把吉他的价值超过3000元，万一被发现，定罪为偷盗，后果不堪设想。

我企图使自己忘记这段不光彩的过去，然而这把吉他却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你是一个小偷，这是你偷来的。

我开始做噩梦，呼啸而至的警车和同学们的唾弃夜夜出现在梦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发起疯来，我拿着吉他就想把它摔成碎片，可是最终还是舍不得。我还想过把吉他送回刘茂的寝室。但放假期间，刘茂一定已经把所有乐器搬回了家。想到刘茂的家庭，我又有一些侥幸。他家这么有钱，丢了一把吉他也许根本就不在乎。可是也有人说越有钱的人越吝啬，他也许会报警，也许还会很轻易地怀疑到我身上……在一天又一天反复无常的胡思乱想中，我几乎精神失常了。

吉他，就像是一个如影随形的梦魇，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了恐惧的边缘。我无法想象做了一辈子老实巴交农民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儿子竟然是个小偷会是多么大的打击。那把吉他终于被尘封起来，我再也不敢去碰触。

开学后我变得更加沉默了。刘茂来找过我几次，还是为乐队的事，都被我以要学习文化课为借口搪塞过去了。我退出了那个曾经让我风光一时并成就过我梦想的乐队。让我略微放心的是，他并没有提过吉他丢失的事。

可是我并不能轻松下来。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都足以摧毁我。我在音乐班的成绩一落千丈，音乐方面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到高三开学的时候，我终于完全放弃了自己曾经钟爱的音乐。

吉他仍然是我的心病，我想不出一个完美的办法，使它物归原主。终于，我做了一个冒险的举动：给刘茂写了一封匿名信，告诉他自己知道那把Gibson吉他在什么地方。

信寄出去后，我忐忑不安地观察了他一阵，并没有发觉任何异常。然而一周后，我的信箱里却来了一封叫人心惊肉跳的信：发信人的地址上，明白地写着刘茂的名字。

脸色煞白地拆开信，信，只有两行：我把它送给一个应该拥有它的人，可是看来他并没有珍惜。

我被震撼了!原来，一切的一切，刘茂早已了如指掌，他甚至直到现在，还对我的音乐抱以极大的期待!

当天晚上，我在同学们惊异的目光中，走进了阔别一年之久的音乐教室。从那以后，我和刘茂成了要好的朋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合作了很多歌曲，还出了唱片。我想，每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都会犯过错，但是往往，宽恕胜过全力的提携。

李中原摘自《花刊》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