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讲“猪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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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作为学术大师，其学问之广博令人叹为观止。但先生有一件心事未能了结，这就是将所讲授的“猪跑学”课程整理成书。所谓“猪跑学”本来是先生自谦之语，先生风趣地说：“北京民间有一句谚语，对知识不足、发言错误的人批评说：他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我称这些最浅近、最常见的知识就借用这个谚语的名称叫它‘猪跑学’。[1]”据钟少华老师说，启功先生在病重昏迷前几个小时，还跟他谈到“猪跑学”。先生念念不忘这门课程，究竟想留给学生哪些东西呢?我这里只能谈谈自己听课的体会了。
其一，讲授基本常识。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应该是鉴于文献整理以及社会上经常出现的许多常识性错误。启功先生说：他曾经和金克木谈到“猪跑学”，“金先生拍案称快，以为现在这种毛病，可能出于几项原因；一是中学读物包括课本中缺少有关这方面常识的教导，二是到了大学本科时课程和讲法都向高处追求，常识方面的问题容易列入‘早已讲过’的范畴，到研究班的硕士、博士时间，追求的方向和选择的研究课题，距离更高更远，因而越发地缺少这方面补充注意的机会。金克木教授也提出他自己如何增强研究生常识的方法。”由于经常纠正学术“硬伤”而被称为“学术警察”的吴小如先生，曾专门写文章“要积极弘扬启老所讲的‘猪跑学”’，甚至大声疾呼“安得许多启功到各处多讲些‘猪跑学’?”[2]可见，先生曾经认真探讨过如何对研究生讲授文化常识的问题，也得到了几位老教授的赞同。
启功先生还说：赵朴初等先生“想到祖国的历史文化的重要，作为常识，自幼年即应学习了解其轮廓，所以联合几位朋友，向教育部建议中学宜设一些传统文化的常识课程，即蒙批准，足见这个建议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吻合的!”[3]这也说明了老一辈学者对向学生传授中国文化基本常识的重视程度。
其二，强调学问贯通。先生本人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通识”教育，他本人的学术论著涉及书画文献考据、文字、音韵、文学、文献整理等学科领域。但先生过去为本科生讲课时，很受“把某一课程切割成若干段”的约束，“在这种体制下我是有力使不出来。严格地说，我哪个学科都不属，更不用说属于哪个学科的哪段了。”[4]改革开放后，先生为研究生授课，终于有了整合其知识结构，进行“通识”教学的机会。他一直在考虑以一个什么样的名目，来囊括这些无法切割的知识，又合乎现有的学科设置。他最初“曾以诙谐的语言将这些知识称之为‘猪跑学’”，后来确定为“文史古籍整理”。
先生在课程导言中解释：“所谓‘文史典籍整理’，包括自古至今的文学、历史各种书籍的阅读、校订、研究，既包括历代名家的诗歌、词、曲，也包括史类的书。”先生强调“本课程兼包文史，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优越性”。[5]而以文史古籍整理为对象，涉及的知识学科是多方面的，正如先生所说：“古籍整理，要把古书拿来，选择什么版本，做什么样的校勘，以至于校勘之后还得加注释，注释中用的语言和引的事迹，还是不是那个书里的内容等等问题，都非常重要。……整理实践有许多方面，……制度、文字、声调、对偶，包括标点、断句、今译等等，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讲，就是告诉年轻的同学们要注意这些问题。……古籍整理，写起来四个字，做起来恐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6]可见，先生是要在这一课程名目下，建构坚实而宽大的框架，包容许多基础常识，拓展诸多学科领域，真正要把“金针度与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其中凝聚着先生追随多位名师学习的深刻体会，和他亲自整理古籍的实践经验。例如，陈垣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史讳举例》等论著。启功先生从师学到了避讳学，便熟练地应用于书画文献的鉴定和考证。先生曾经校注《红楼梦》，为此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论文，指出，“注《红楼梦》所要解决的问题，计俗语、服装、器物、官职、诗词、习俗、社会关系、虚实辨别”等，[7]这足以说明古籍整理，不仅需要基础知识，还需要相当广博的知识结构，以及触类旁通、综合应用的能力。而先生所设计的课程框架，不仅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就是与现在学科调整强调“宽口径，厚基础”以及“通识”教育的思路，也是十分吻合的。
其三，指导基本训练。文史典籍整理也是一项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工作，先生在为学生讲课过程中，布置了多种作业，一律要求用文言写作，以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例如，先生讲述目录学，介绍了陈垣校长治学从《书目答问》入门的经验，布置学生阅读《书目答问》，了解此书的体例，并说明今天有什么用处。先生讲文体部分，布置学生阅读《文选》，抄录《文选》赋、诗部分的小类，并简单加几句评语，说明其分类是否得当。先生还让学生注释《文选》所录陆机《演连珠》，既让学生了解这一文体的特点，也学习如何参照旧注，加以新注，理解文意。讲音韵常识部分，则布置抄录杜甫《秋兴八首》等诗歌，标注平仄或平上去人；还要求学生学作诗、词、对联。期末开卷考试的题目，包括举例说明古代韵书的特点、如何查典故、骈文散文的区别等，让学生用文言综述课堂讲授的内容。这一方法非常独特，因为学生同样听课，各自理解并不相同，文言表述也有差异，先生在批阅中可以掌握学生的实际水平。先生还带领学生游览故宫，亲自讲解古代书画艺术、明清历史掌故，而作业是用文言写一篇游记。
先生幼年在私塾，经戴姜福等先生指导，以标点断句方式，阅读了大量文史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学会了“善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先生自述：小时候学诗歌，接触过许多诗人，“每当我拿着习作向他们请教时，他们能分析出某首诗先有的哪句，后凑的哪句，哪句好，哪句不好，为什么押了这个韵，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很佩服，很受教益。”[7]而启功先生以其《诗文声律论稿》之厚重著作，指点学生标点诗歌平仄；以其别具一格的诗词，示范学生初学吟句；以其校注《红楼梦》《清史稿》的学问功力，布置学生注释《演连珠》。其胸中虽有恣肆之大海，也要化作润物无声之细雨，这是怎样的因材施教啊!
再看先生如何批改学生的作业。先生曾在一个同学的作业上批注：“吾曾声明，此次作业，只论作文技术水平，不以恭维、批评而分高下。故此文内容甚佳，而技术实不甚佳。”对于学生比较生硬的句子，先生也亲笔予以改正。如一个同学的作业题目为“识从启功先生学事”，先生批注：“识、记义本不异，但识字作领格用者不习惯，故宜用记。语言为交际工具，自创则旁人不懂，故只得遵从习惯。”并将题目改为“记从启功先生问学事”。对学生潦草的字体，先
生则用小楷毛笔字，认真加以改正，或者写道：“此字似尚无简化写法”。
先生注重基本训练，也是为了引导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学风，避免玄虚之论。记得先生一次谈到写论文，强调要先读懂古文，才能评价。先生随手指着挂在墙上的古画说：这竹子画歪了，没画好，可评论家会从各种角度称赞它。这就是“编”，有如“圆谎”。先生回忆当年向陈垣先生请教八股文，“深蒙详加剖析”，“功亦或退而拟作”[9]。而先生六十年后所著《说八股》，厚积薄发，条分缕析，正发源于当年老师的指教、植根于自己的拟作。
总之，启功先生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学态度和方法，与陈垣老校长所谓“教书”九条是一脉相承的，这足以昭示“师范大学”的优秀传统或者说“教风”，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大力弘扬。不仅如此，先生念念不忘于这样一门研究生课程，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先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有一段论陈垣老师“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感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个中心”。先生《跋》一文也深有体会：“见先生于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无不拳拳注念。每谓民族兴衰，文化实为枢纽。而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罔不在文化之域中。未有无知无识，独能卓立于强邻之间而不遭覆灭者，乃知先生深心之所在焉。”[10]文献典籍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的结晶，无论是古代文化常识的普及，还是文史典籍的专门整理，都关乎民族文化的延续，我以为这也是启功先生“深心之所在焉”。
注释：
[1][2][3][5]启功：《课程导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7][8]启功：《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5页，205页，75页。
[6]启功：《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3页。
[9]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57页。
[10]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9页，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