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香港、新加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综合环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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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东道国城市综合环境的一般需求因素包括：市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金融税务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和政策因素等。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大的环境优势在于贴近市场；而香港和新加坡最大的环境优势在于低税率的简单税制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因此，上海营造总部经济环境的策略是：扬长避短，进一步强化市场优势，與香港、新加坡形成差异化竞争。
关键词：上海；香港；新加坡；地区总部；综合环境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05-08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集聚，可以为东道国城市带来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消费拉动效应、税收贡献效应、就业乘数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从而在推动东道国城市功能转型和提升其城市国际化水平方面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目前，上海正处于城市功能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深入比较上海、香港、新加坡发展总部经济的综合环境，明确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战略导向，为政府实现上海與香港、新加坡形成差异化竞争提供政策建议。
一、上海、香港、新加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现状
目前，上海、香港和新加坡是跨国公司在亚太区设立地区总部的重要目标地。如表1所示，2011年在上海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数量为353家，外资总部经济项目总数（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为927家；2011年驻香港地区总部数目和驻香港地区办事处数目分别达1340家和2412家；同时，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2007）统计，目前已有约4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大大超过香港和上海。尽管当前上海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绝对数量上不及香港和新加坡，但近年来其发展势头相当迅猛，跨国公司驻沪地区总部数量从2003年到2011年间增加了约5.3倍，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香港和新加坡。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址所考虑的因素其实就是它们对东道国城市综合环境的一般需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选址通常根据自身的需求，从城市是否具备便利地区总部运作的各种条件进行综合考虑。总的来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址的决定因素可归纳为：市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金融税务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和政策因素。它们之间既互相独立，又有联系，形状类似于波特的钻石模型，故可称之为“新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
（一）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容量和中长期成长性、供应商区位和客户区位。首先，区域的市场容量和成长性是关键性的市场因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的FDI流入量，與东道国的市场容量和成长性成正比。随着FDI流入量的持续增加，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生产和服务布点将不断扩散，此时为便于管理和协调这些子公司业务，跨国公司选择在东道国的中心城市设立地区总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其次是供应商的区位和客户的区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需要频繁地参與区域内子公司的协调和管理，有些可以通过视频会议，有些需要直接到供应商或客户处进行直面沟通，因而选址目标城市與供应商、客户的距离很重要，因为这不仅会影响跨国公司的管理成本，同时也会影响其管理效率。
（二）人力资本因素
由于地区总部在跨国公司区域业务运营过程中充当了“大脑”的中枢角色，因此它对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存在大量需求。地区总部需要在母子公司、子子公司之间的业务上进行协调，通常会涉及市场、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因而具有熟练英语水平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需要的。同时，由于相当部分的跨国公司会考虑同时将研发中心一起入驻东道国城市，因此，具有研发中心功能的地区总部还会重点考虑能否在当地聘请到符合需求的技术研发人员。
（三）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因素是决定地区总部管理和协调功能能否顺利、高效完成的一个基本要素。基础设施因素包括硬环境因素和软环境因素，前者主要指东道国城市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一般公共设施是否完善和高效运行；后者主要指当地政府海关服务、外汇服务、工商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即贸易便利化程度。不管是基础设施硬环境还是软环境，二者都对地区总部的管理和协调成本产生重要影响。
（四）金融、税务因素
金融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是货币因素，包括货币的稳定性和货币进出的便利性，因为许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具有“资金池”的作用，会有大量资金在区域内各国子公司之间频繁进出，因此，东道国货币是否稳定和是否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成为它们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同时，税务成本、开业成本和运行成本会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盈利水平。税务成本主要包括东道国城市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营业税、预提所得税水平等；开业和运行成本主要包括设立企业的注册资本金要求等。
（五）政策因素
当地政府能否构建一个适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务实、高效的政策软环境，尤其是是否制定了一些鼓励地区总部发展的、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显得特别重要。专门针对地区总部扶持政策的出台，可以充分表明当地政府对于总部经济发展具有足够的重视，同时，这些政策可能会对市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和金融财务因素等各方面都产生积极影响，从而直接决定企业未来在东道国城市开展业务的成本和便利性。
三、上海、香港、新加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综合环境比较
一般而言，上述5个方面是跨国公司作出地区总部选址决策时都会考虑的要素。但事实上，不同城市的综合环境存在差异，在所有5个方面都表现优越的全能性城市几乎没有。上海與香港、新加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综合环境明显不同，前者最突出的优势是贴近市场的环境优势，而后二者最显著的环境优势是低税率的简单税制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
（一）市场环境因素的比较——上海具有显著的贴近市场优势
从市场容量和成长性来看，與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上海的优势十分明显。2011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达47.2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仅次于美国，且近十年来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同时，从供应商的区位和客户的区位来看，上海是中国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长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2011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1/3，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长三角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市场。由此可见，上海具有显著的贴近市场优势。
與上海相比，新加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大的环境劣势在于缺乏广阔的经济腹地，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距离较远，在供应商区位和客户区位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尽管香港的贴近市场优势不如上海，但明显优于新加坡。香港临近珠三角地区，后者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市场区域，随着2003年《内地與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香港與珠三角及中国大陆市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香港的经济腹地不断向北拓展和延伸。
（二）人力资本因素比较——新加坡、香港具有人力资本优势
先进的国际教育和国际医疗、稳定的政治环境、便捷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治安环境，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等形成的出色的生活质量环境，使得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众多全球专业人才发展其国际职业生涯的重要选择地。與新加坡和香港相比，上海在吸引人力资本集聚方面明显逊色。2010年，上海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为1342人，大大低于香港的2619人和新加坡的6088人。同时，从在校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数占在校学生比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熟练使用两种语言以上人口占5岁以上人口比例和常住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等重要人力资本指标来看，上海也明显低于新加坡和香港（如表2所示）。
（三）基础设施因素的比较——新加坡、香港具有显著的贸易便利化优势
目前，就基础设施硬环境而言，虽然上海的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发展已经较为完善，但與新加坡和香港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从海关服务、外汇服务和工商服务的便利性等基础设施软环境来看，與上海相比，新加坡和香港也具有显著的相对优势。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0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显示，2010年新加坡、香港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排名分列全球前两位，中国则位列第48位；从市场准入、过境管理、交通通信设施和经商环境等分支柱排名来看，中国也明显落后于新加坡和香港（如表3所示）。
（四）金融、税务因素的比较——新加坡、香港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低税率的简单税制是数量众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新加坡和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新加坡和香港几乎是世界上税负总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就企业所得税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税率仅分别为16.5%和17%，远低于上海和全球约25%的平均税率；从增值税来看，香港不征收增值税，新加坡仅对进口产品征收7%的增值税，而上海的增值税税率为17%；从个人所得税来看，香港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仅为17%，新加坡最高仅为20%，大大低于上海45%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如表4所示）。此外，从金融因素来看，由于香港和新加坡是单独关境区城市，货币可以自由进出，基本没有限制，这极大地满足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资金在各国间频繁流动的需求。而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存在较严格的金融管制，即使在上海浦东实行的一些先行先试政策最终满足了地区总部的资金跨国流动需求，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重重监管也仍然增加了企业的额外成本。
（五）政策因素的比较——新加坡具有政策扶持优势
香港是三大城市中唯一一个没有出台专门扶持地区总部发展政策的城市，这與香港奉行经济“自由”发展的理念并行不悖。而與自然形成的香港总部经济截然不同的是，新加坡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的城市，不仅是市场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同时更有政府大力推动的因素。在总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地区总部发展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特准国际贸易商计划（AITS）、商业总部计划（BHQ）、营业总部地位（OHS）、“跨国营业总部”奖励、国际总部计划（IHQ）和区域总部计划（RHQ）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推动了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
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上海市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地区总部发展的政策。2002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在国内率先颁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2008年7月出台了《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并于2011年11月重新修订。尽管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的步伐，但與新加坡的扶持政策相比，上海的地区总部政策缺乏灵活性（如没有根据不同类型地区总部的差异化需求制定针对性的鼓励政策等），同时也没有将优惠政策與地区总部对上海的贡献挂钩。
（六）综合环境比较的结果——上海和香港、新加坡的环境优劣势差异明显
前面的分析表明，上海和香港、新加坡的环境优劣势差异明显（见表5）。上海最大的环境优势是贴近市场优势，也正因为此，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长三角和国内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地区总部，以便于就近管理、降低管理和协调成本。相比之下，香港和新加坡最大的环境优势是低税率的简单税制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简易的税率设计直接降低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运营成本，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则與跨国公司追求高效、简洁的内在需求相吻合。
四、上海营造总部经济发展环境的对策
将上海與新加坡、香港放在同一层面进行比较虽然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注意国情差异和城市定位的不同。香港和新加坡是世界闻名的自由港口城市和单独关境区，发展腹地相对有限，这注定其需要通过打造卓越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同时，长期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使其营造低税、自由、高效的软环境成为可能。而中国是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税率设计和贸易便利化方面與香港、新加坡看齐，事实上即使是纽约、东京、伦敦等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也不可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超越香港和新加坡。因此，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方面，與香港、新加坡的竞争必然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综合环境建设，应该扬长避短，即进一步完善环境继续强化贴近市场优势，提升政策支持优势，弥补其人力资本不足的劣势。
（一）加快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强化贴近市场优势
作为长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要與区域其他城市形成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避免产业重复建设和恶性同质竞争。未来上海应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中低端制造业向江苏和浙江转移，形成区域产业错位发展、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的格局。
从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机制的推进方面看，要强调区域的整体合作，特别是从长三角二省一市在跨国公司区域布局时产生的问题入手，实现上海和长三角城市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将总部经济发展中涉及的体制、机制和跨区域发展问题列入长三角地区合作與发展联席会议的议题，协商解决总部经济布局中各城市面临的问题。
（二）借鉴新加坡的地区总部政策经验，提升政策扶持优势
新加坡的地区总部扶持计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基本上是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需求而量身定做，如特准国际贸易商计划（AITS）主要为吸引跨国公司贸易型地区总部；商业总部计划（BHQ）主要为吸引跨国公司综合管理型地区总部；营业总部地位（OHS）主要为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区域性地区总部。
为此，上海应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制定更富针对性、灵活性的地区总部发展扶持计划。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总部应设立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或财政扶持计划，对于进入优惠计划的地区总部设立相应的门槛，一般应與地区总部对上海的贡献挂钩，如公司规模、税收贡献、本土人才培训、本地高层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聘用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后确定进入扶持计划的企业对象。
（三）进一步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弥补人力资本不足的劣势
尽管上海在人才储备的总体水平上，尤其是国际顶尖人才的储备方面與新加坡、香港等地有较大差距，但在中高层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方面，上海却独具“性价比”优势，如联合利华上海总部的高层管理人员表示，雇佣同样岗位的研发人才，新加坡和香港公司需提供的T资成本是上海的6倍。为此，上海不仅要通过兴办高标准、多语种、个性化的国际学校，大力发展與国际接轨的高水平的涉外医疗机构，以吸引海外顶尖的管理人才在上海集聚；同时更要从上海的人才储备的现实出发，在户籍和居住成本等方面，吸引国内高端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到上海来长期发展，从而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才储备结构，为地区总部在沪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