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执法部门联动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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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2日，上海一名女硕士因闯红灯而被交警处以拘留10天的处罚，整个经过被当场的记者全程记录下来。报道后，此事迅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在收看这则新闻时，我发现，媒体在执法活动现场进行新闻采访活动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媒体在报道执法活动时的角色越位

首先我们要对媒体监督执法活动的报道与这类报道相区分。从消息来源上来说，前者是媒体从各方面了解到的信息，主动监督执法部门的行为，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处在执法者的对立面，媒体行为体现的是对权力的监督；后者则是执法部门主动向媒体提供了消息源，媒体和执法部门的联动，配合报道执法活动。从报道的对象上来看，前者是以执法者的执法行为作为主要的报道对象，监督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后者虽然也要报道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但还要报道违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记录执法活动的全过程。

在监督执法中，媒体往往能做到客观报道，从公众的眼光来看待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而当媒体和执法部门联动时，媒体往往会不自觉地从执法者的立场出发来报道事件。这样做的不良后果，一方面会成为执法部门的一个“工具”，更重要的是会使媒体自身产生角色混乱，把自己看成了“执法者”，从而影响了正常的执法行为。在“女硕士”案中，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当她闯过红灯后，立即被交警拦住。交警指出她违章并要对其进行处罚，此时女硕士还没有过激的行为，只是在争辩。很快电视台的记者跑来了，并拿好话筒问她问题，此时女硕士显然很抵触，接着和记者争起来，问记者凭什么拍她。记者答道，是交警让我们来的，此时女硕士有些激动地说“你拍吧，你拍吧”。当交警继续其执法时，女硕士的情绪明显开始激烈起来。我们当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做出那种过激的行为，但是在矛盾尚未激化的前期，媒体的介入是否对矛盾的升级起到了某种刺激作用呢？事实上，媒体中途介入采访在一定程度上是干预了正常执法活动。媒体不是执法人员，在此案中，由于媒体是配合交警部门执法，交警对媒体的这种中途介入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是媒体、执法部门还是由违法人员独自承担？

其实，媒体不管是监督执法还是参与报道执法的全过程，都应该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和执法部门联动时，媒体尤其要做的是对执法行为的客观报道，其中既要勇于报道违法行为，也不要忘记监督执法者，更不能主动介入执法过程，从而影响正常的执法活动。

媒体事后报道中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

在和执法部门联合行动时，媒体往往会以为，自己的采访、报道都是经过执法部门的允许，忽视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具体来说，对于普通公民的违法或者违背道德的事情，是应该本着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对其做化名或技术处理（这里强调的是普通公民，区别于媒体对政府官员的正当舆论监督，以及对公众人物的新闻报道）。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连犯罪嫌疑人和罪犯都有人格权。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法院宣判有罪时，除了人身自由因为被依法羁押而受到限制外，仍享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姓名、住址及图像资料等”（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1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女硕士”的案件来看，媒体没有对其面部做任何的技术处理，受众可以很清晰地辨认出当事人，报道出来后立即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面对舆论的压力，她只得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在我国处理新闻侵权的案件中，一般都会以新闻报道是否失实为依据，如果媒体的报道是真实客观的，法院一般是以媒体不造成侵权作为判决。但是新闻媒体应该注意尊重报道对象的人格权，即使在作批评性的报道时，也应尽量做技术处理，以防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违法者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罚，但是违法者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其肖像权、名誉权受保护的权利。特别是一些会引起道德评价的事件，媒体更应该注意保护当事人，要多为当事人“将来如何面对社会”的问题着想。

现阶段，我们强调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管是媒体的批评报道还是执法部门的执法，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社会的更好的谐调发展，曝光与处罚都不是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