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艾子杂说》及其它对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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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宗元除了给我们留下著名的诗作外，还在散文创作方面成果颇丰，特别是以《三戒》等为代表的寓言散文。同为唐宋家之一的苏轼也在寓言创作中有突出贡献，本文将从讽喻形式、句式表达、讽刺对象三方面论述苏轼的寓言专集《艾子杂说》及其它寓言对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接受。
关键词：《艾子杂说》；柳宗元；寓言；接受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07-02
寓言是一种“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1］中国古代寓言常常短小精悍，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史长河中，它们虽然会被人们遗落，却从不会被遗忘。这些散见笔记著作中的寓言犹如珍宝一般，历时虽久，光彩依旧。柳宗元便是其中一位以寓言见长者，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中这样评价柳宗元散文：“柳文以游记及寓言为最工。”［2］充分肯定了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以及积极参加王叔文改革的活动者，柳宗元关注社会政治，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继他之后，晚唐小品文兴盛，但始终没有超越柳宗元的寓言散文，直至苏轼的出现，标志着寓言创作的另一座高峰。
一、苏轼《艾子杂说》及其它创作对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接受
关于《艾子杂说》的作者问题，历来争论很多，孔凡礼曾写过《〈艾子杂说〉是苏轼的作品》［3］，以详尽的史实说明《艾子杂说》是苏轼晚年遭贬所作，他还将《艾子杂说》辑入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中。除《艾子杂说》，苏轼还有一些零散的寓言创作，作为柳宗元寓言散文读者的苏轼，其创作在某些程度受到柳宗元的影响。
（一）托物讽喻的表达方式
柳宗元写过《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
苏轼《又读柳子厚 〈三戒〉》，其中写道：“予读柳子厚 《三戒》而爱之。又尝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祸、欲盖而弥彰者。游吴，得二事于水滨之人，亦似之，作《二说》；非有意乎续子厚也，亦聊以自警。”［4］读《三戒》而作《二说》，不难看出，苏轼的寓言文章受柳宗元的影响很大。
苏轼与《三戒》写作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三戒》借麋、驴、鼠来讽刺腐朽实力以及统治者，《二说》中以河豚鱼及乌贼鱼讽刺自暴自弃欲盖弥彰之人。此外，《二说》行文格局也是模拟《三戒》而成。柳宗元在每一篇最后都客观议论，像《永某氏之鼠》：“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不是通过人物而是直接用旁观者之口说出。苏轼也是如此，像《乌贼鱼说》中“呜呼，徒知自闭以求全，不知灭迹以杜疑，为窥者之所窥，哀哉！”就是用旁观者角度说明凡事要看得清楚全面才好。
（二）简洁明快的句式表达
与其古文作品充满美感和音乐感一致，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多用短句，常常四字一句，读之琅琅上口铿锵悦耳。比如其作品《传》：“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剧困不止也。其背甚涩， 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之。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通过短句的表达使文章节奏明快晓畅，四字一句中又参杂长短句子，将文中故事起伏通过语言技巧表现出来。形象的表现出“”们贪得无厌的行径，以及受挫后的可悲结局。
《艾子杂说》中，苏轼的表达与柳宗元如出一辙。如第七则：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钻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门人曰：“夜暗，索钻具不得。”谓先生曰：“可持烛来，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门，无是客也。”［5］也是大多采用四字一句的短句表达，《艾子杂说》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和柳宗元的行文相比，苏轼之文的短句表达更加流畅轻快，行文节奏与作者的心灵节奏在此寻到一个契合点，艾子的形象呼之欲出。
（三）对重大政治问题的讽喻
“对黑暗势力与腐败现象曝光，批判是柳氏寓言散文最为显著的特点。”［6］柳宗元寓言散文中著名的一篇《罴说》，讲的是一个善于模仿各种野兽声音的猎人因缺乏降龙伏虎的真本领，蒙混不当，招致猛兽，自食恶果的故事。文章写到，“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柳宗元在此将矛头直指那些腐败的官吏，同时对最高统治者的策略质疑。此外，《鞭贾》，《瓶赋》《李赤传》等都是这类寓言散文的优秀代表。
这类题材的寓言苏轼也有很多，如《艾子杂说・诛有尾》：艾子浮于海，夜泊岛屿，中夜闻水下有人哭声，复若人言，遂听之。其言曰：“昨日龙王有令：应水族有尾斩。吾鼍也，故惧诛而哭。汝虾蟆无尾，何哭？”复闻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7］这则寓言讽刺了当权统治者，抨击文字狱，故事中虾蟆因担心自己曾经有尾巴而被杀，与苏轼乌台诗案后心境如此巧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再如《螺蚌相语》《鬼怕恶人》等对巧言令佞之人入木三分的刻画。
二、从寓言内容看苏轼《艾子杂说》等寓言对柳宗元作品接受原因
中唐柳宗元活跃期和北宋苏轼为官期，有相似的时代政治背景，以下我将从二人创作出发，寻找苏轼寓言创作对柳宗元寓言散文接受的原因。
（一）生活经历
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政见不一，请求外放杭州通判。清人施山在《望云诗话》中说：“坡公与柳州处逆境，元亭与苏州处顺境，二公各以笙磬同音，遂有左右袒也。”意思是说苏轼与柳宗元有相似的生活磨难，这样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寓言作品的一脉相承性，像柳宗元的《谪龙说》，他以谪龙自比，始终不与非其类者同流合污，应对腐朽势力对其的不敬，终于“化为白龙，徊翔登天。”苏轼在《艾子杂说・鸭搦兔》讽刺朝廷用人，打猎之人不识鹘错买了凫，准备让其捕兔时才发现它的无能，“我谓尔为鹘，可以猎兔耳，乃鸭耶？”［8］对朝廷用人极尽嘲讽。他们因为仕途上的坎坷而对政治看得更加透彻，苏轼与柳宗元相似的人生经历，不仅使其创作题材有很大相似，还成为苏轼寓言接受柳宗元寓言的一个契机。
（二）人格理想追求
柳宗元为了政治理想，“许国不复为身谋”，他义无反顾的投奔理想，虽不为人们理解。在《愚溪对》中，他就是否应该将身边的冉溪改名为愚溪与溪之神展开了辩论，勾勒出一个身处逆境仍坚持不屈的高洁形象。苏轼《艾子杂说》中更是有很多这类故事，《螺蚌相语》这个故事讲的是有美丽外表的螺和启口见心的蚌的对话，寄寓“直言者于心无愧，巧言令色者违心窝火的道理。”［9］他们二人以儒家思想为主，渴望建功立业，在面对仕途失败，腐败奸佞当道的情形下，转而以寓言文章抒发内心追求与人格理想。苏轼与柳宗元寓言散文中相似的人格理想追求，也正是苏轼寓言创作接受柳宗元寓言散文影响的另一基础。
总之，苏轼的《艾子杂说》及其它寓言从讽喻形式、句式表达、讽刺对象三方面对柳宗元寓言散文深入广泛接受，这种接受不仅有二人相似的生活经历原因，还有他们一致的人格理想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陈柱.中国散文史［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11.
［3］孔凡礼《艾子杂说》是苏轼的作品［J］.文学遗产，1985，（3）.
［4］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07.
［5］［7］［8］杂纂・艾子杂说・问答・录耕禄・文房四友除授集・会仙女志・冥寥子游・汉林四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6］沈文凡，彭飞．晚唐讽刺文学对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接受［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9］赵维平.论苏轼的寓言创作［J］.阅读与写作，2005，（9）. 第2卷第3期Vol.2,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