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学于勤 弥尔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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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写作和治学，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本该是业余所好、休闲逸兴之事，习而久之，慢慢就成了一种工作惯性和生活方式，有时还会是一种职业约束。如今的大学里，一个老师不仅要会教书，还要能科研，会写作；科研写作有时要比教书重要，如果你只能教书不做科研，不写论文，或者会写而不去写，那还是可以生存下去，可以当老师，但活得没有地位，没有尊严，当然更少了许多快乐。不仅副教授、教授职称与你无缘，各种检查评估系统还会让你成为体制之外的边缘人，其尴尬处境不只是职称、待遇上不去，心理上也会有“矮人一截”的感受。其实，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是老师本分，教好书是当老师的天职，能认真教书、教好学生就是一个好老师。但一个大学老师，尤其是以科研能力为评价标准的重点大学的老师，就远远不是这样，仅靠教书，离“老师”还差得远呢！

好在我自己比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力求避免这样的尴尬处境。1977年恢复高考，高中毕业在农村当了5年民办老师的我，有机会第一届考入大学中文系。那时的文学，远比现在火爆，中文系是热门专业，文学是全社会关注的大事，文学评论是“显学”。我那时是年级文学评论小组组长，读小说，写评论，办板报，举办热门小说争鸣沙龙，十足一个文学青年。大二时写了一篇关于文学评价标准的文章，发表在一所大学的学报上，稿费没到就请同学喝酒以示庆祝，那个高兴！从那时开始，就与文学批评结下缘份，常有铅字见诸报端期刊。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谋一教职，随之念了硕士、博士，学的也都是文艺理论。于是，教书、写作、评论、理论研究也就成了职业。回顾30余年大学生涯，教书之余，治学常怀勤勉，对文学不离不弃，并悟出了一点教书治学的切身感受。

一是需要有选点定位的学术眼光。记得当年念博士的时候，面见导师的第一天，导师说过几句让我终身受益的话：读书治学，选点定位最重要，这就像打井要选好井位一样，“点”选好了，只要往深里打，总会有收获，就能开辟自己的学术空间。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几十年，我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记得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时，学界相继出现“现代派热”、“文化寻根热”、“方法论热”等等，活跃的文坛让人目迷五色，我那时热情满腔，兴趣广泛，见到什么写什么，打的是没准头的学术“游击战”。出版过《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在当时的热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过《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文章，评过中国寻根小说，也评西方意识流作品，还与硕士同学一道翻译过《萨特论艺术》。1990年代出版《文学创造本体论》《艺术美学》《艺术的绝响》《国民素质论》等，也研究过湖湘文化对湖南作家的影响，主编过《文学原理》《口才学》等高校统编教材。可以说，写的东西不少，但让人们熟知的并不多，除了职业需要外，在文学研究领域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学术定位。19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格局，也让我找到了新的学术兴奋点。凭着多年的学术历练，我较早体悟到了这份学术敏感。1998年前后，“榕树下”等文学网站迅速崛起，在网上读到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一批网络原创小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意识到文学与网络“联姻”将会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互联网将会是文学发展的新一轮机遇。随之，我开始着手网络文学调查，仔细走访了100多家文学网站，发表了长篇研究报告《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文章很快被许多报刊转载，产生了较好反响，也让我确立了一个可以“勤耕深作”的研究领域——网络文学。十几年下来，在这同一领域发表系列论文超过百篇，相继出版《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网络文学发展史》《网络文学概论》《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比特世界的诗学》《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等著作，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网络文学词典》。其中，《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一书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长篇论文《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另有其他成果3次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4次获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所主讲的网络文学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和国家级精品视频课。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网络文学越来越火爆，网络文学研究也迅速升温，几至成为当今的“显学”。江湖夜雨十年灯，回首自觉足迹浅，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网络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时，我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有年并收获不菲，被同行评价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文艺报》2005年1月13日周文的文章标题）。全国成立网络文学研究会、湖南省组建网络文学研究会，均被推举为会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我知道，这并不是自己取得了多少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自己这些年文学研究的选点定位切合了网络新媒体快速普及、网络文学迅猛增长的新时代。

二是要有持之以恒的学术韧性。我们知道，恰如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所说，电信时代文学无存，当今并非是文学的好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降，文学的“边缘化”已逾20年。文学、特别是“纯文学”不被关注，让许多文学青年才俊改变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以至于大学中文系常常招不满第一志愿的考生。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更是备受冷落，处境尴尬，仍能坚守“冷板凳”的人越来越少。文学研究庶几变成了“职称学术”“功利科研”，再也难觅“春蚕吐丝”般本能爱好、执着追求的学人。这样的学术生态，对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很容易放弃却很不易坚持。要有所作为，得有韧性，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也就是说，如果选准了“井位”，就得永不言弃，不停地“挖”下去，打一口“深井”，才能找到“富矿”。就我而言，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之时，没有受身边朋友辞职下海或改行从政的影响，一直钟爱自己的职业和专业，从未放弃文学。不仅没有放弃，还受邀来到中南大学（原中南工业大学）这所以工科、医科、理科为优长学科的大学，牵头创办中文系和文学院。选择研究网络文学来说，也不是一帆风顺，也需要勤勉不辍，持之以恒。上个世纪末，网络文学刚刚兴起，不被主流文学认可，人们觉得它不过是山野草根和技术丛林生长的娱乐文化，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研究者关注。记得有位很有名的教授看我那么专注地研究文学网站，评价网络作品，发表网络文学理论文章，委婉地对我说：网络上“口水”多，不值得去浪费精力，不如多研究一点文学名著和经典论题可能更有价值。我领会先生好心，笑称我研究网络文学的“不成熟”如果能助推它走向成熟，可能也会有些意义的。2001年我发表了《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高科技对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挑战》等论文，此后在这一领域持续笔耕，《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一系列网络文学论文引起同行关注，出版的网络文学著作也得到较好的社会评价。从2000年获得网络文学研究的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2001年获这一领域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开始，2002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结题后随即申请到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研究”，该项目结题被评为优秀等级后信心更足；2011年旋即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成为在这一领域获得纵向重要项目最多的学人。古人云：“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王充），“蹞步而不休，跛鳖千里”（荀况）。读书治学，不说皓首穷经，只要能在一个领域持之以恒坚守十年，不成为专家大抵也能成为内行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份勤勉敬业的执着了。有意思的是，那个十年前善意规劝我改弦易辙的先生，现在却对我说：“欧阳啊，还是你有眼光，当别人开始研究网络文学的时候，你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想，他是在鼓励我，却忘记了十年前他曾对我所说过的那些话。

另外还需要有善于协作的团队精神。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从事文学批评要倡导个性化批评，文学理论研究同样要有个人的创新追求。不过，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在追求个性的同时，也不排斥团队协作攻关。有共同志趣、共同领域和一致研究目标的协作团队，能相互激励，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特别是面对如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化这样的新兴论题时就更是这样。这些年来，我身边聚集了两个研究团队：一个是网络文学研究团队，2004年被湖南省评为省级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另一个是中国文化品牌研究团队，2006年组建成立了中国文化品牌研究中心。这两个团队成员之间有交叉，有分工，更有协作。大家合作共事，齐心协力，让一个新兴学院在重学术、重人才、出成果、出业绩的氛围中迅速成长，影响日隆。第一个研究团队从2003年开始，已连续出版4套研究丛书：《网络文学教授论丛》《文艺学前沿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第5套丛书《网络文学100丛书》正在进行中，很快也将面世。我策划、主编并组织出版这些“集束式”成果，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冲击力和影响力，它们与团队成员在学术报刊发表的论文（多为专栏、专题形式）一道，把中南大学文学院打造成了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重镇。另一个团队充分发挥高校社会服务职能，每年面向全国遴选、编撰并中国文化品牌报告，以“学、研、产”结合的学术思路，对接国家文化战略，已连续8年在深圳文博会《中国文化品牌报告》蓝皮书，共推介中国文化品牌282个。这项研究既为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创造了走进企业、了解社会的机会，也为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尽了一份力量，受到业界、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