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游历与旅游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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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随着城市的日益繁荣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文化蓬勃兴起，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人们思想的日趋解放，不断冲击着人们保守而又封闭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社会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作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旅游文化，也在社会中日益流行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一种全民性出游风潮。自明朝中叶以后，许多文人也开始走出书斋，陶冶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一些文人撰写游记，表达自己对旅游的兴趣，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张瀚的《松窗梦语》，王士性的《广志绎》等游记，都是这一时期的游记佳作。由于上层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旅游观念的变化，晚明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以上层文人、士大夫为主导的旅游热潮。作为这一时期著名文人，张岱必然会受到这股旅游热潮影响，养成一种寄情于山水，生性好游的个性。他的游历足迹遍布江南繁华都市，他领略了秀丽的江南山水，考察了各种各样的市井人物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流传后世的美文佳作。他的许多散文、诗歌，都是游历时的乘兴之作，记录了张岱的旅游心态以及所感所想，这些，对研究明代旅游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岱自幼生活条件优越，在张岱幼年时期，家族属于家境殷实的官宦之家“，百口丛我食。婢仆数十人”，因此，少年时期的张岱是一个“纨绔子弟”，比较讲究享乐的生活。
张岱少年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明王朝大厦将倾，所以，张岱立下“补天”之志，热心于“举业”，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与当时多数文人一样，张岱虽然有着远大的理想，对于功名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对于当时的八股取士却有着矛盾的态度。科场蹭蹬以及长时间的痛苦煎熬，使张岱放弃了科举这块走入仕途的“敲门砖”，从科举和八股文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力于史学与文艺，并且专事著述，把自己同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和旅行游历结合在一起，通过四处游历，感受市民文化和人文主义思想，同时，通过四处游历广交朋友，拓宽了眼界，接触各种各样的市井人物以及奇人逸士，感受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
二、张岱游历与明末社会尚游风气
张岱一生笔耕不辍，生平“好著书”，撰写过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学术著作，因此，张岱一生的游历，许多和学术考察有关。受家庭环境熏陶，张岱少年时立下修史之志，曾以一人之力完成明史巨著《石匮书》。修史是张岱最值得骄傲的、毕生最大的使命。张岱修史重视实地考察，重视采集历史资料，要取得第一手历史资料，必须行遍天下，访问各地遗老。崇祯十五年十月，张岱为了了解李自成攻打河南南阳等地情况，亲自到金陵至淮安游历，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石匮书后集·盗贼列传》中。在编撰《石匮书》时，张岱苦于手头史料不足，文献不足关乎史著的质量，因此，顺治十年八月，为收集第一手史料，张岱上三衢，入广信，实地考察，访问当地遗老，搜集了大量真实史料，为撰写有关崇祯至清初时期的历史著作《石匮书后集》积累了丰富资料。张岱能以一人之力编撰出《石匮书》，也和他与周围众多“史学知己”（如黄道周、李长祥等人）相互切磋、交游往来分不开。出于著书立说需要，张岱交游各方，四处出行，广泛搜集史料，张岱将旅游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也蕴含着晚明时期文人旅游文化特色。
明代中后期，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各个阶层都比较认可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时尚，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无论是贵族士大夫，还是文人墨客，上上下下皆好游成风。由于交通因素以及时间因素影响，人们出游，都选择距离较近的景点，只有少数的文人士大夫才有能力和机会去从事长距离旅游。大部分黎民百姓以及文人墨客只会选择短距离游览附近名山胜水。张岱虽然早年家境比较殷实，但是异地远游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其游综多盘桓于江南等地。张岱第一次远游，是崇祯二年自杭州赴山东兖州为其父张耀芳祝寿。当时，张岱之父张耀芳就任山东鲁王长史，张岱自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来到兖州。在山东期间，张岱拜访友人，游历了曲阜、泰安等地，历时两年多载，才自山东归里。此次远游，张岱留下了《孔庙桧》、《岱志》、金山夜戏》、《鲁藩烟花》等名篇佳作。张岱另一次远游，是崇祯十年七月，以探望其仲叔张联芳为由，赴江苏瓜州叙叔侄之情。张岱前往瓜州游览了金山寺和焦山，随后，又来到天平山访好友范长白。明王朝灭亡以后，张岱家道中落，四处沦落，其宗亲也是客居他乡，四处奔散，顺治十四年，张岱至杭州灵隐寺，专程看望出家的族弟具德和尚，第二年，灵隐寺大殿方丈落成，又恰逢具德和尚六十寿辰，张岱还作诗志贺。文人实现社会交往，交游结社是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
张岱出游，交游结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张岱一生交游十分广泛“，生平所遇，常多知己”，如史学知己有黄石斋、李研斋；时艺知己有马巽青、赵驯虎；游览山水知己有刘同人、祁世培；古文知己有倪鴻宝、陈木叔；诗学知己有王白岳、张毅儒、王予庵；曲学知己有袁萚庵、祁止祥；字画知己有陈章侯、姚简叔等等；张岱志同道合的友人众多，日常出门访友或者与友人相邀一同结伴出游是张岱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乐事。如在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初三，为参加王右军祠修禊活动，张岱相邀周戬伯、陆癯庵，同赴天章寺侧的兰亭旧址；崇祯十一年，张岱与祁世培、陈洪绶赴白洋观潮；随后，又与好友嵇仲举、吕吉士、姚简叔等人访问闲居南京祖堂山的阮大铖等等。在交游活动中，张岱不仅增长了学识，还结识了许多工匠、和尚、艺人等，虽名不见经传却身怀绝技的奇人才士，张岱与艺伎王月生、竹刻艺人濮仲谦、盆景艺术家范与兰、串戏明角彭天锡等人都互有往来，这些人物，对张岱雅、俗一体的文化意蕴以及奇特的文化品位都有很深的影响。张岱不仅悠游四方，结交各地奇人雅士，还喜欢与友人结“诗社”“、斗鸡社”“、蟹社”“、丝社”“、噱社”。访友、交游、结社，蕴含着明代末期士大夫旅游文化特色。
三、张岱出游与明代旅游文化
张岱一生喜好游历，旅游是张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张岱出游以鼎革之变为转折点，前期出游多以娱乐消遣、学术考察、异地省亲为目的，既有纯粹冶游性质的出游，也有非游乐性质的出游。鼎革之变以后，张岱出游次数大大减少，由于时局动荡，家道中落，张岱出游多以寻访故旧、收集学术资料为主要目的。从张岱一生出游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张岱喜好游历，主要受明代社会尚游风气的影响，在当时，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深受时人推崇、富于生气的生活方式，张岱也深受此种风气的浸染，一生喜好游历。在张岱的一生中，旅游多以短途旅行为主，长途旅行次数较少。在选择出游时间上，张岱不仅喜好在岁时节令之时出游，而且喜欢刻意错开出游的高峰期，在游人较少的月夜、雪夜、雨夜出游，喜欢独赏美景，喜欢“山空人静，独往会心”。在出游时机的选择上，张岱身上既有与民同乐、热心参与的一面，同时也有彰显文人个性与审美情趣，不与庶民同流的一面。他将方兴未艾的世俗文化与传统的高雅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雅俗之辨的旅游心态。随着明代旅游活动的日趋成熟，明代中后期，在许多城市，尤其是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旅游活动市场化的倾向。张岱出游喜好水路，当时旅游业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租赁船只方便出游的方式，出游住宿，张岱出游以投相熟故旧为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选择景点的客栈投宿。张岱出游还十分注重舒适感，注重结伴同游，因此，张岱出行不仅常有仆人跟随服侍，而且身边还有一些好友、戏子、家优等陪伴，在当时，这种游历方，是一种时尚之举，也体现了明代旅游文化的一些显著特征。
作者：金花单位：长春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