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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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周作人来说，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了，从民国初期给《新青年》杂志写文章开始，除了在抗战胜利后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的大狱里的那一段时间，周作人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周作人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是很勤奋的，民国时期的《语丝》、《骆驼草》、《论语》、《人间世》、《古今》等杂志上都经常刊登有周作人的文章。不过，当时周作人还没有给报纸和杂志写专栏，尽管有时某些报纸和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但是，周作人写的却不是专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周作人才开始为上海的《亦报》写专栏。

20世纪50年代初期，周作人虽已出狱，但此时的他依然是戴罪之身，他原来教授的工作自然是没有了，也没有任何单位愿意接纳他，为了生活，周作人是要找事做的，对于他来说，写文章是他最佳的谋生手段。经过一番沟通，《亦报》的唐云旌邀请周作人给《亦报》写专栏，对于当时生计尚无着落的周作人而言，这实在有着雪中送炭的意义。于是，周作人开始给《亦报》写专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

《亦报》是1949年7月25日由唐云旌（也称“大郎”）、龚之方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小报，该报是4开4版，第二、三版为综合性副刊，没有副刊名，两版副刊除了小说连载外，大多是固定专栏，内容以生活琐事、社会见闻、文史掌故为主，当时，《亦报》副刊的作者有郑逸梅、柳絮、张慧剑、潘勤孟、徐淦、韩菁菁等人，后来，周作人（笔名十堂）、陶亢德等也开始为《亦报》副刊写专栏。

周作人是喜欢写文章的，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把写文章比作是母鸡下蛋、生而后快的说法表示欣赏，写文章对于周作人是一种快乐，而且，周作人的文章过去是各家报刊争着要的，通常都是大报或大牌杂志。周作人在给《亦报》写专栏以前从来不曾有意识地面向市民写作，他以前的读者是读书人，真是雅人深致。可是，《亦报》的读者是广大的市民，这就要求作者写的文章要市民化，像郑逸梅、张慧剑、唐云旌这些人，都是小报的作者，放在过去，周作人肯定是不屑与之为伍。即使后来被称为《亦报》“三绝”中的张爱玲和丰子恺，周作人也未必放在眼里。周作人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过张爱玲的《十八春》，态度是俯就的，周作人也不喜欢丰子恺的画和文章。但是，周作人既然成了《亦报》的专栏作者，即使是屈就，事关生计大事，舍此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好的机会，所以，周作人是很珍惜和《亦报》的合作关系的，这从周作人勤奋地为《亦报》写文章可以看得出来。

周作人给《亦报》写的专栏，起初是隔日发表一篇，很快就是天天发表，几乎从来不间断，而且在很多时候，《亦报》在一天中有周作人写的两篇文章。而1950年2月8日的《亦报》副刊居然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的三篇文章，一篇是《航船与埠船》，一篇是《行孝的故事》，一篇是《护生的意见》。当时，周作人除了给《亦报》写专栏，他有时还给《大报》副刊写文章。

给《亦报》写专栏的这一段时间里，周作人是极其勤奋的，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3月，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周作人竟然发表了九百篇文章，如此高产，实在令人敬佩。当然，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似乎很平常。周作人读书多，知识渊博，他的文章是无所不谈的。所以，周作人写起文章来真是毫不费力，随便是什么题目，他都能娓娓道来，意到笔随，起落有致，收放自如。周作人写的文章大多是恬淡中和的，他在《亦报》上写的专栏文章也是如此。

周作人给《亦报》写专栏的这个时期，是他的散文写作进入又一个高潮的时期。从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看，周作人在这个时期始终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不过，周作人这时的写作毕竟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专栏作家的身份方面，周作人必须清醒地去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文章，不论是载道还是言志，多多少少都是打了折扣的。

要说起来，周作人给《亦报》写专栏，究竟写什么，报纸本身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限制，周作人的专栏文章可以随意而谈，闲适即可，而周作人恰是善写闲适文章的。但是，《亦报》是一份小报，它的专栏文章在字数方面又自有它的限制。当时，上海的小报有一个传统，一篇文章通常只有几百字。周作人以前写的小品文通常在两三千字上下，不过，他写短文也是绝对的高手。周作人在《亦报》上写的《文章的包袱》里这样写道：“我很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缩到五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周作人也许真的想把文章写得短些，只是短到什么程度，他恐怕不会有一定规定。当然，不论从生计的角度还是从发表的角度去看，周作人都是要遵守《亦报》副刊的字数限制的。

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起初大都是六百字以上，后来越写越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作人写的专栏文章每篇在三百字上下。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在给《亦报》写专栏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的文章又写得很长了。

周作人给《亦报》写的专栏文章，不论长短，都写得从容不迫，风致无限。所以，周作人的文字功夫绝对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周作人给《亦报》写的专栏文章尽管不拘一格，随意挥洒，却还是要论篇的。

在给《亦报》写专栏的时候，周作人还要考虑他面对的读者群。《亦报》所面对的读者群要求周作人的文章写得简单明白。周作人以前写文章，固然有着简易的境界，但是，这却不是通常小报副刊的文字所要求的那种明白晓畅。当年，周作人视胡适、冰心的文字是明畅的一路，好固然好，却还不是他最欣赏的文章，他所欣赏的是文章于简单之外，还有一种涩味，这才有回味。周作人所说的文章的“涩味”，至少对他而言，是源于他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只是，在周作人给《亦报》写专栏时，他所说的文章的“涩味”已是不合时宜的了。周作人的文章是寄沉痛于悠闲的，给《亦报》写专栏的时候，悠闲和沉痛都是断断不可有的，所以，周作人此时也要让他的文章明朗化，他以前文章中的苦涩之味显然必须尽可能地过滤掉才行。文章的明朗化便是有话直说，周作人的文章恰恰是言近旨远的。《亦报》上的专栏文章可能是周作人散文中写得最明白如话的文章。能够把文章写得近于说话那样明白通俗，是周作人欣赏的一种写作境界，周作人以前文章里颇多句式的周折和文言成份的融化，此时都大为收敛。

为《亦报》写专栏的周作人，写的仍然是独特的、平和的文章，可是，此时周作人的文章又是打了折扣的。也许，《亦报》上写的专栏文章是周作人对自己写作的一次偏离，倘若不是为了生计，周作人若是顺从自己的心性写下去，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不知会是怎样的面目。

1952年，上海文教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展前夕，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将《大报》、《亦报》合并，名称仍是《亦报》。1952年11月，《亦报》并入了《新民报・晚刊》（即《新民晚报》），唐云旌、沈毓刚等编辑人员参加《新民报・晚刊》的工作。《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后，从1953年3月10日起，《新民报・晚刊》的副刊上便不再见到周作人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