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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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知识与信息时代，陶瓷文献学作为研究、整理、利用文献的一项专门之学将会更加受到关注，其本身亦将以全新的视野，开拓文献与知识研究的新领域，以适应时展的需要。首先，研究者一方面将注重文献学自身的建设，如资料的结集与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探究，社会发展与文献学研究，文献学教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将注重文献典籍与人类社会进步、文化及现代生活的研究，如文献价值、文献信息与传播、文献与社会生活、典籍与阅读文化、书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其次，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文献量急剧增加，人们普遍地传播和接受大量文献信息，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因此，文献学在揭示、整理、加工、检索、计量、利用文献等方面，将使用更现代化的手段，以适应人们的需要，对研究者来说，这将是一个持久的挑战。

一、构建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意义

古陶瓷文献学是专科文献学的重要分支，是陶瓷学和文献学相互渗透交叉的学科。它是人们运用一般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陶瓷文献研究上的深化和具体实践，是文献学理论研究纵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古陶瓷文献学以陶瓷文献(包括各种不同载体的文献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运用古典文献学以及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陶瓷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检索、利用；通过对陶瓷文献的研究，揭示陶瓷学科的规律特点，并对陶瓷文献自身的规律性加以认识，为古陶瓷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基础，是服务于古陶瓷教学与科研的一门交叉学科。它的建立使普通文献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展，内涵更加丰富。我们所说的古陶瓷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

古陶瓷文献学是以陶瓷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陶瓷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专科文献学。陶瓷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普通文献学，同时结合陶瓷文献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和发展。建立陶瓷文献学和深入研究陶瓷文献的目的，除了丰富普通文献学的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在于向陶瓷艺术教育、学术研究、作品创作和实践提供完整、切题、及时的文献信息服务。目前，传统的陶瓷文献工作方式，正受到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陶瓷活动多样性造成的文献类型不断增加、文献需求不断变化和文献处理与获取技术不断更新等带来的极大冲击，急需陶瓷文献学的理论指导；但是，当一门学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前，它是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要让陶瓷文献学由潜学科成为一门显学科，就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从整体上论述其学科体系结构的文章尚未见到，也就是说，陶瓷文献学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学科研究一般规律所要求的“形成基本概念――构成概念群――建立概念体系”这一起码过程。因此，陶瓷文献学至今仍然还是一门潜在的学科。

构建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再现其学科的全貌，即以陶瓷文献为逻辑基点，通过对陶瓷文献活动(即陶瓷文献的生产、传播、整理、典藏、揭示、评价和利用全过程)的研究，勾勒出陶瓷文献学的理论框架，进而高度抽象和概括出带规律性的理论与方法，以求真实客观地反映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未来趋势，有预见性地指导陶瓷文献工作实践。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全面、清晰、准确地认识陶瓷文献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它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克服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另外，通过这个框架，还能发现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的欠缺，以进一步完善。

二、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初探

学科体系的确立与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上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以结集、审订、讲习、翻泽、编纂、刻印六章为类，显示出二位学者紧扣“文献”的思路特征；吴枫先生所著《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与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七大类为结构，体现出吴氏新的没想；特别是张舜徽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第一次正面论述“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文献学的范围与任务、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与成果、整理文献的目的与任务等，昭示了张氏着重“整理”的文献学理论思路，从而使文献学理论体系趋向完整和成熟。这可以说是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紧紧围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整理”来构筑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理论体系建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献学从最初的版本、目录、校勘三大内容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系，发展到十几门乃至几十门分支学科，而且相关教科书往往是十几章、几十章不分层次地混编在一起，还有无限扩展的态势，如少数学者提出来的大文献学体系就多达三级学科，第三级学科在三十门以上，如果就这种体系写成专著，至少要有六级标题方可包容。科学告诉我们，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坐标，没有层次结构，它将不可能树立起理论体系。

陶瓷文献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文献学。如何把辨伪学、辑佚学等分支有序整合，以什么线索把上述分支领域建构成为一种有序的体系。笔者认为要从研究对象、范围等方面来探讨。

1、研究对象。一般理解，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陶瓷文献文本”。但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文献”至少有学术思想内容、有文本文字内容两大构成，其文本的文字含义与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传统文献的形体至少有两点研究内容，一是它的形状，即外部结构――载体与版本；二是它的体例，即内部结构――体裁与义例。有关文献的形状，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献学的前身校雠学、目录学等往往只注意到文献形状的一部分――版本问题，现代学者注意到了文献载体、体裁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如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指出：“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将文献载体纳入版本学范畴论述，其实质就是关于文献的形体认知。

2、研究范围。古陶瓷文献学是古陶瓷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文献在记录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古陶瓷文献学成为古陶瓷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古陶瓷文献学是研究古陶瓷产生、传播、整理和利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古典研究学科。陶瓷文献学应从文献学的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三分框架来构建古陶瓷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古陶瓷文献学的应用研究包括流通学、编撰学、校勘学、注释学、保护学、整理学、整序学。流通学在于研究古陶瓷文献的生产与再生产、传播、典藏等流通环节，为我们揭示出古文献与古代社会的互动情况。编撰学是研究古陶瓷文献文本的材料来源、编撰者、编撰时问及体例等问题。保护学是研究古文献的 物质形式在典藏、整理过程中的修复与保护。校勘学是研究古文献的文本还原问题。整序学是研究古陶瓷文献的分类、编目等，对古文献的重新编撰整理。注释学是研究古文献的文本解读问题。

古陶瓷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古文献形成理论、流通理论、分类理论、考证理论与阐释理论等方面；古陶瓷文献学的历史研究包括古文献的物质文化史、出版史、阅渎史、典藏史等方面。

笔者曾参与了《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分典》的文献整理工作。在整理时，面对庞杂、无序的陶瓷文献，要思考如何科学的分类整理、如何考证文献的真实性、原本性与完整性、如何正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不弄清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入探索陶瓷文献的核心领域，本学科也无法良性、快速地发展。做好这些基础工作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

陶瓷文献编撰的重点在于经纬目的设计，是该学科知识有序的分类和引文按需归类的基础。其中经目主要是为陶瓷门类知识分类而设，重点在于划分，而纬目则是为各条引文按学科知识点类聚而设，重点在于聚合。例如陶瓷的专著收录划分，既要符合该学科分类方法及学科发展规律，也要符合中国古籍文献查询和知识点类聚的需求。图一和图二是清代陈浏著的《周杯堂诗集》。根据其中的陶瓷文献内容可按同一层次的部级经目的要求划分于同一分类级别。图三和图四是清代・允禄等《清礼品图示》卷一《祭器一》。根据文献的内容编排在一起。但是可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掌握资料的实际情况出发，归类到相应的纬目综述中去。图三和图四是对陶瓷器型的具体描写，说明该史料收入此纬。

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同时，文献学又是研究古陶瓷的基础，是一切从事古陶瓷研究者必备的常识。

三、构建古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跨国界研究

陶瓷作为文明的活化石和中国的象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陶瓷之路更成为沟通世界文明交流的友谊桥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明就是一个在与陶瓷发展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文明。因此，中国陶瓷文献学的兴衰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及当代的兴衰史，亦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史，是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历史。由此，也让我们见到了中国陶瓷文献学学科地位的重要。

中国陶瓷文献学的改革，其自身的改革与国际视野的拓展均同等重要，而跨国界研究的理念正可把二者统一起来，即中国陶瓷文献学研究可以纳入全球史视野中，以解决目前的窘境。中国陶瓷文献学的改革，撇开基本原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理论的革新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间拓展的问题。这个空间的拓展实际就是加大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方法理论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国际视野下的核心理念互动的表现。

中国陶瓷文献学要走向世界，加大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重视域外汉籍研究，也是必要而重要的。当然，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以及域外汉籍的研究，这个工作早已开展起来，但形成规模，拥有更大的队伍，却还需要倡扬，也尚待时日，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自觉运用与总结上也是薄弱的。纵观中西文献的比较，或域外汉籍的研究，往往不自觉地会为作者所处的国度、成长背景，文化汲养，以及喜好所局囿，难免会生出一些偏颇，因此有必要加强理论指导。当年，白寿彝有感于中西比较研究的重要，指出“文化是赖比较而更明白的，我们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的面貌，用镜子照照和别人比比，才可以晓得自己的面貌是丑是俊，丑在哪里，俊在哪里。”白先生的话叫白晓畅、深入浅出，启迪后学，弥久愈浓。在今天全球化形势下，我们则不妨在白先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那就是中西研究必须在优良的理论和方法引导下，其途方更为宽广，其走向也是和谐友善的。这将更有助于后辈们完成白先生的心愿。于此，全球史无疑可以堪当重任。

新世纪初，总结过去以开拓未来，至为重要。有关全球化的功过得失的总结，发展历程的追溯，亦是其中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在全球史流派那得到了较好的完成。全球史的魅力一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对全球化进行全面总结，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和过程，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冲突和智慧；一在于“把历史学全球化”。“把历史学全球化”，就我个人理解而言，大而言之，即是突破了历史研究国界的局限，把笔触伸向全世界这个广阔的空间，在不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历史的轨迹、生命的缘起、探究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小而言之，则是就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非全球史流派产生后才有的，但全球史的出现，无疑赋予给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新理念、新色彩和内容。这个理念就是站在全球的视野下，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所及范围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既有观念信仰方面的，也有生态方面的，还有病理、生理、智力方面的，以及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去除旧框架，否定国家本位，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真正达到各国各民族与其文化之间的平等。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陶瓷文献学如何在国际背景下和本上实践相融合，笔者的看法如下：一、把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引入陶瓷文献学研究中。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往往是静止的，如果注重互动，那么陶瓷文献学研究会活起来，会增加色彩。陶瓷文献著述者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二者联系的纽带就是陶瓷文献著述者对陶瓷资料的追寻，这个追寻很好地把陶瓷文献和人类学联系起来，而且为了避免陶瓷材料的单一，叙述生动活泼，论证具有说服力，口述史与田野调查应更多地引入陶瓷文献研究中，也使中国陶瓷文献学更好地与全球史接轨。二、扩大研究范围。陶瓷文献绝不是单纯的工艺、地理等地域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国力等。研究陶瓷文献，单靠人文学科远远不够，需要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地学、材料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和渗透，通过研究陶瓷文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陶瓷文化贡献力量。三、异文化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而外销瓷是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远销到日本、朝鲜、伊拉克、伊朗、荷兰、埃及、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是建立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是建立在互动的前提上，中西文献流动及传播相互影响的特质就会凸显，更能彰显全球史的核心理念。四、国际视野下和本土化的研究。注重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将中国陶瓷文献学研究容纳到全球史视野中研究，从小处着眼，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陶瓷文献学研究要去除学术偏见，做到学术公正，客观评价陶瓷文献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对陶瓷文献学中长期未得解决的疑难问题；从大处着眼，就是陶瓷文献学者在面对中西学术问题、解析中西文献时，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力争同等对待自己国度及他国的历史与文化，力去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在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中尽力持平。我认为陶瓷文献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陶瓷文献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陶瓷文献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注释：

[1]于鸣镝：《试论大文献学》，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1期。

[2]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一章，齐鲁书社1991年，第9页。

[3]白寿彝：《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第434页。

[4]刘新成：《中文版序言》，(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Ⅴ页。

[5]同上，第Ⅴ页。

[6]同上，第Ⅵ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