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永不言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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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经济和商品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形而上的文学终于难以抵抗实实在在的商品与媒体的挤压，从高贵的圣坛跌落到人间，一直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作家逐渐被边缘化，他们为社会代言的功能随之被淡化，当收复文学“乐园”的各种努力和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变得手足无措，心态渐渐失衡，多数作家变得焦虑、自卑，开始怀疑文学是否真的末日来临。结果在“狼来了”的惊悸中，“文学危机”由此冠冕堂皇地登场了。这种危机意识和自卑意识马原在《小说和我们的时代》里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他无奈而略显悲观地为小说的未来指认了三个走向“第一是走向影视，第二条路就是媚俗，第三条路，走进博物馆。”以此来判断文学除了敲边鼓和堕落之外，只有消亡。

造成“文学危机”和作家失落的原因是复杂的、含混的，而最表层、最明显的是社会的变动以及由此给作家带来的不适应。

在这个商品、媒体和利益操控的时代，有些人的思想极度贫乏，心灵极度简化，他们的良知被物欲销蚀得日益模糊，精神出现了巨大的黑洞，生命因此变得轻飘飘的，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昔日以布道者身份传播“道义”的作家，希望通过简单复制旧体制下的精神价值重新在社会中获取热闹是不现实的，何况作家所迷醉的热闹，是特定社会语境下的产物，而热闹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更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如果因为社会把自己抛离热闹之外而失落和伤感，委实是自寻烦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把“罪责”一股脑儿地归咎为急变的社会和公众的“堕落”，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极其肤浅的。在众多原因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有的作家在各种蜂拥而至的诱惑中迷失了自我从而忘却或放弃了对使命和责任的值守。

何谓作家？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守夜人，是瓦尔特・本雅明在诗人波特莱尔笔下发现的“拾垃圾者”。责任和身份决定了他们必定是一群孤独者，特别是在精神贫乏的时代，在冷寂的暗夜中孤独地坚守，这是作家无法逃避的天数。在当下，作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商品恋物欲与机器文明时代保持精神纯粹性、逃离复制并且学会承担孤独，如何背负沉重的良知赋予的命运十字架孤独地在精神荒漠中，在四周的冷眼和讥讽中，忍受孤寂默然前行。作家的天命是西西弗斯式的，在一种信念的促使下，面对苦难和荒谬勇敢不息地推动着巨石，承受着绝望一次又一次地轮回，而促使奋然前行的信念和责任就是社会良知。

社会良知是一个充满感性和弹性的语言符号，带有强烈的多义性和开放性，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哈维尔所指认的，为你的亲爱的人们服务，为你的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而根植于此最深刻的基础是良心和道德，良知是一种为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的作家具有勇于用社会良知承担责任的传统，在他们的骨血里始终积淀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他们具有“明道救世”的人生理想，更有凭借“良知” 勇于“介入”社会，以超人的勇气对不能“泽被于民”的言行作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选择的精神质地。

中国优秀而高贵的作家之所以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民众，在其心目中，文学为社会服务正是作家这个岗位最应该承担的天命，他们所谓的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是密切相连的，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他们的意识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互为一体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皮与毛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如果不食人间烟火，退隐于象牙塔中进行精神自娱，放弃社会良知，远离政治，他们最终只能蜕变为加缪所言的“不负责任的艺术家”，文学就可能成为为少数人说话的“骗人的奢侈品”，或异化为权势、商业、媒体的同谋，刺激感官的鸦片，这是文学真正堕落和背离本质的日子，也许这个时候正是有些作家希望的“文学”最热闹、最“主流”的时候。

正基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才闪耀着众多极具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作品，我们的文学才散发着生命的热度和力度。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作家这种强烈而高贵的社会良知感，没有能够内化成为作家独立的自觉意识，虽然这种不成熟的良知意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社会、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意义，但它的不完善也使许多作家在社会的历次变动中难以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各种欲望的诱惑下，在道义和责任面前游移不定，甚至有的对社会良知彻底放弃，最终滑向文学的反面，向世俗投降，向权势和利益屈服，中国作家这种价值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意义在今天依然存在，他们中的有的人只是把投降的重心移向商业主义；身份从以往体制化的“高音喇叭”滑向“柔软商业的喇叭”。这两种喇叭具有的共同特色是遗忘社会良知，远离责任和道义，向世俗谄媚，向权势屈膝，或封闭象牙塔中沉溺于精神的自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虽然社会语境是导致文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作家失去了责任感和道义感，放弃了对社会良知的坚守，有的甚至堕入践踏良知的队伍中，他们无心面对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的动荡和急变，他们不敢或者不屑于深入社会的底层和生命的底渊，把握生命的律动，因此，作家的队伍不断地分化，有的不甘寂寞沉溺于“热闹而喧嚣”的“主流”圈；有的干脆成为拜物教的圣徒，以文学的名义满足物欲；有的自认为是精神的贵族，把自己封闭于超然的“纯精神领域”，远离大地和生命，在自我迷恋中，玩弄着语言和感觉的游戏；而那些敢于承担的作家，他们源自于良知的呐喊在杂乱的声音中越发显得微弱，由此不难看出，当下文学总体上呈现出的“危机”是情理之中的。

在当下，作家具体要做的就是拿出超人的勇气和耐心，深入到生活的底层，用良知去触摸那些卑微而高贵的灵魂，关切那些极易在商业社会中被遗忘的人们，在他们的身上作家才能发现和汲取永恒的生命之水，才能呼吸到大地的真正气息，才能回归失去的伊甸园，才能重新找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不必为文学的“困境”所悲观，更不应该给文学妄下消亡的定论，在这个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益贫乏的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学，因为，只有文学才能够使这个简化的世界变得盈实和富足，使人们日益干枯的心灵得到滋润和慰藉。只要作家认清文学的品质，勇于承担社会的职责，奥尔弗斯在我们的时代是永远不会失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