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勇:当代艺术圈里越精英,越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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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勇，一个被人称作是“被艺术史抛弃、进入不了艺术史”的年轻人，却获得了今年的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这条消息，让许多艺术界人士感到惊讶，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恶搞新闻，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而当这条获奖新闻的真实性得到认可之后，更是引发了争议：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凭什么获得一个首次颁给华人的国际大奖，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

其实，在这次获奖之前，舒勇就早已频频引发争议，他用女模特做环保艺术、用地震死难者的骨灰做雕塑、组队在798广场上唱国歌等，都被人认为是在制造事端、哗众取宠。因此，他的名字，在社会新闻中出现的频率甚至远远高于在艺术新闻中出现的频率。而这次的争议，自然也在舒勇的意料之中，狂狷而善言的他，说：“这个艺术圈其实是个非常精英化的圈子，但越是精英化，他们也就越保守，在保守的前提下，他们对新生的事物，是难以做出明晰的判断的。”

Q：你刚刚获得了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A：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跟威尼斯双年展、米兰双年展一同并称为意大利三大顶尖级展览，意大利总统会出席这个奖项的颁奖仪式。这个奖项1997年开始设立，由多位大型博物馆的馆长进行综合评选。和已有百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不同，佛罗伦萨双年展不是那种主题化的展览，而是允许各种风格与主题出现，它鼓励的是个人创造力和风格。在今天，当大部分当代艺术展览已经成为命题作文性质的主题化展览时，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突破了这个窠臼，这是它的可贵之处。

Q：你的这次获奖，引发了许多争议，有一些同行感到不太平衡。在你看来，你得奖的原因是什么?

A：我个人觉得，这次获奖源于西方对于中国的重新认识。大部分西方人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解，停留在时期乃至上世纪80年代，而对于90年代之后的中国，最多是通过一些媒体有一点间接了解。所以，这次评审委员会成员到中国收集资料时亲眼目睹到的许多变化――尤其是奥运会期间北京的变化，让他们感到十分惊异。

而我的作品，是跟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息息相关的，比如环保、“非典”、地震、经济……并且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在其中，通过我的作品，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近二十年的变迁，而这种变迁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现，使他们认为这就是我的作品价值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注，其实首先是对中国的关注，其次才是对中国艺术家的关注，如果没有国家的背景，他们是不会把这样一个主流奖项颁给一个年轻的中国艺术家的。当然，如果单从艺术资历以及国际影响来看，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奖项是应该颁给蔡国强、艾未未等人的。

Q：你早年的教育与创作经历是怎样的呢?

A：我最早是在广州美院上学，上了不到大半年就辍学了，当时我是比较狂妄的，对学校不屑一顾，觉得上学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如果整天对着模特写生，这样下去艺术就要完蛋了。艺术的东西应该靠悟。而不是仅仅靠学，因为艺术讲究的是个人经验，个人经验是无法通过学习的方式来获得，而是要在社会上体验和触摸的。所以从学校出来后，我就开始进行艺术创作，画画，做行为艺术，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但由于当时的市场限制，我只能通过做设计等方式来获得收入。

Q：艾未来说过你是个“被艺术史抛弃、进入不了艺术史”的艺术家，这是否也与你早年辍学、缺乏学院式教育的经历有关?

A：“永远进入不了艺术史”是我一个展览的名字。艾未未这样定义我，其实是因为我做过的作品，以及我做的事，圈子里的人是无法判断的。这个艺术圈其实是个非常精英化的圈子，但越是精英化，他们也就越保守，在保守的前提下，他们对新生的事物，是难以做出明晰的判断的。而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判断，就无法进入这个圈子里。现在的艺术圈看上去好像很前卫，其实是有标准的，什么样的标准叫前卫，什么样的标准叫学术，都是由他们说了算的。这种东西已经让艺术停滞不前了。

我的作品，以艺术的名义，来介入社会各个领域，是有破坏力的，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粗暴、简单、直接，所以才来抨击我的作品。

Q：你的意思是当他们的知识谱系无法对你的作品进行判断时，就表现出一种拒斥的保守态度?

A：现在大家都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为一个不成熟的东西去探索、去试验。而且，人总是有惰性的，他的思维系统一旦形成惰性，就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艺术家也同样是有这个惰性的。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艺术家向社会发问了，但当我们发问时，他们却一边批判，一边不屑，他们有什么资格不屑?!

Q：那么，你对于进入不了艺术圈这件事情怎么看，会感到失落吗?

A：我没有任何感觉，更谈不上什么失落了。这个艺术圈太小了，太没意思了，我如果在乎这个，那就太没胸怀了。我如果成不了艺术家，那也无所谓，只要做个普通的社会工作者就已经OK了，何必非要进入这个堕落的艺术圈里呢?

Q：《国歌》这个作品，与平时日常生活中的会议与仪式上演唱国歌的行为有什么区别?

A：我不希望二者有什么区别，这是不是一个艺术作品，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唱国歌的习惯，这是表现个体对国家的认同与理解的一种方式。我认为，一个人最终的幸福感，是来源于对国家的认同。而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在国外甚至羞于承认自己的中国身份。你看那些西方人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要远远高于我们。

我想把《国歌》变成一个日常的仪式，并延续下来。你看今年的“两会”，已经把奏国歌改为唱国歌，这也是艺术的积极影响吧。

Q：佛罗伦萨双年展的评语里，特别提到了你的作品《中国神话》。这个作品里的泡泡也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你认为日常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如何?

A：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经过沉淀，有可能变成我的艺术经验，一个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日常经验作为沟通，是难以产生共鸣的。所以我觉得要对日常生活敏感，并积极地参与到日常生活中。

至于我作品中的泡泡，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经验，我小时候觉得无聊了，就吹泡泡：泡泡给我带来了想象力，同时也充斥在我的空间中，改变了我的世界，但它对社会现实没有伤害。泡泡暗合了我们的社会状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泡泡把脆弱、暴力、美丽等等综合在一起，在泡泡绚烂的折射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Q：你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种宏大叙事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90年代以来的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所反对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A：我是喜欢宏大叙事的，在这种叙事方式里，可以找到个体的感觉。因为个体的悲壮能在宏大叙事里脆弱地体现出来。现在的人强调个体、关注自我，但当一个人走到个人体验的极致的时候，是会回过头来关注宏大的东西的，这是一种轮回式的变化。

Q：你对现在流行的的山寨艺术、山寨文化怎么看?

A：我认为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从民间开始的，比如民间智慧、山寨文化，这些我都是很支持的。我刚在湘西修建好一个山寨艺术馆，很快还要策划一个山寨艺术双年展。

我觉得，山寨文化的优点是粗暴、模仿、复制。粗暴是最直接、最原生态的能量；模仿，是最简单的学习方式；复制，是扩张的有效力量。这几个优点是简单明了的，它抛弃了一切的假、大、空。

从经济上看，如果没有山寨经济，我们是不可能那么快就用上手机和汽车的。从艺术上看，中国当代艺术史其实就是山寨艺术史，那些艺术精英，都是从不同的山头里起来的，通过模仿而获得了成就，但他们现在却在批判那些模仿者，似乎忘记了当初自己是如何起家的。

摘自《北京青年周刊》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