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得到了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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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张悦然的父亲并不知道女儿将自己未发表的一个故事，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当女儿的《茧》需要送给朋友们阅读时，他帮着寄出去一些。“他大概会翻一下，也许知道了里面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带有“伤痕文学”气息的故事，只不过是中文系出身的父亲向女儿显示自己也曾写过小说的证明。他已找不到底稿，甚至记不得当年是向上海哪家文学杂志投的稿。他的小说没有发表，过了些年，他自己都忘了小说的具体内容。

《茧》出版后，在各场新书交流会上，张悦然几乎都会把父亲的故事讲一遍。大家知道了，这位女作家的父亲在读大学之前是粮食局的卡车司机，做过文学梦――

我爸爸是1977年考上的山东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读的是中文系。他在1978年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钉子》。故事发生在他当时住的医院大院里。他大概十三四岁。大院里的一个叔叔，遭人迫害，变成了植物人。凶手一直没有抓到。对我爸来说，这是他童年里触动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当他在1978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他的小说投到上海那家文学杂志后，编辑回信说很好，决定采用。可是，不久，编辑又给他寄了一封信说，上面的人觉得这篇小说调子太灰，可能没有办法发表了。爸爸听了很失望。

张悦然的父亲从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结婚生女，写作这件事情慢慢就淡了。当这个故事反复通过父亲的讲述出现在女儿面前时，她心里对这个故事生发出了某种难以道明的感情，仿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馈赠。她决定把这个故事重新写成小说。

医院大院也是张悦然长大的地方。医院的环境似乎是反童年的，那是一个离开世界的通道。医生身上那种理性地对待生死的态度，带给孩童一种坚硬的冲击。为了写小说，她回到医院，通过工作人员找到一份植物人的档案。“他一直在医院里躺着，被照顾得很好，从来没有生过褥疮，一直躺到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在张悦然看来，父亲是历史的“旁观者”，她是“旁观者”的旁观者，于是有了《茧》。张悦然以前写的小说，并不想让父亲看到。但这一次，她觉得可以郑重地把《茧》送给父亲。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原本没这样的想法。写完后则觉得，这本书也许不仅仅是给80后或者90后看的，50后和60后也许会很想知道他们的子女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之前的历史。

“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女儿看到的年代是我经历的那样吗？”张悦然说，”真实和虚构之间产生了我们周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