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走出去”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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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例，“走出去”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技术标准层面，TD-LTE已在世界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被软银等著名企业采用；在企业层面，中兴、华为已成为有重要世界影响的设备和终端企业。

此外，在信息通信产业的很多领域，特别是个人电脑和手机领域，中国既是最大的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产品出口国。

挑战则体现为：一是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在恶化，如中兴、华为虽在美国市场耕耘多年，但收效甚微。

二是本土企业走出去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在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仍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芯片已成为中国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进口产品。

整体而言，除了少数领域，中国信息通信产业“走出去”的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上，需要对现有“走出去”的基本思路进行调整。

一是政府需发挥更积极作用，这对已经具有比较强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如中兴、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不顺利，关键在于美国的政策限制。

二是把提高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作为“走出去”的基础。

中国已拥有世界个人电脑生产能力的90%，出口占全球出口量50%左右，继续在规模上寻找出路的空间很小。

更合适的选择是，切实把“自主技术创新”提高到核心战略的位置，进而带动品牌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建立更高层次上“走出去”的技术基础和品牌基础。

而上述两类思路都需要政策的调整。

一是市场开放与市场保护相结合，以市场保护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可把本土市场作为战略资源，与其他国家进行战略利益的交换，并在这一过程中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

如美国不对中兴、华为开放市场，中国也可以不对美国相关企业开放市场。

二是建立“自主技术创新国家工程”。实践证明，单纯依靠自由竞争，自主创新在很多领域都难以实现，因此需要建立“自主技术创新国家工程”。

真正建立支撑国家发展的，以战略产业、龙头企业和核心技术为基础的，独立、完整、开放的经济体系；为本土企业成为龙头企业、巩固龙头地位提供支持，特别是市场支持；切实做到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优先、主要使用国内产品。

上述两个政策建议都涉及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今后应该追求“有效的”对外开放，而非笼统、简单的“深度开放”或“全面开放”。

实际上，在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还无法与跨国公司并驾齐驱的时候，完全放开国内市场并不符合现代管理学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