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互动的机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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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时期，大运河特定环境孕育产生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民俗、民间信仰等。传统音乐如运河船工号子、传统戏剧如丁丁腔、民间信仰如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如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等均由大运河特定环境孕育产生，是典型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以运河事物、运河生产生活为内容或描述对象的民间文学、传说、古诗词等。例如宿迁大王庙供靳辅的传说、淮安吴棠和慈禧清河县治水的传说、扬州高邮八景传说之耿庙神灯等。历代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的许多有关大运河的诗词和文章，构成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康熙皇帝的《过宿迁》、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徐凝的《忆扬州》等。第三，历史上形成的涉及运河发展建设、水工设施的地名；具有悠久历史，并有着一定知名度的与运河相关度较高的政区地名。较为知名的如：瓜洲渡、西津渡、枫桥、清名桥、古末口、山塘、清江浦等；后者如镇江的京口，宿迁的皂河、泗洪等政区地名。第四，运河商贸、文化交流推动形成、发展或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遗产并不是由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产生，但其存在、发展或传播却有赖于运河环境。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属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例如：常州的篦箕巷、扬州的运河游船等。目前，大运河“非遗”与城市旅游，在经济效益、社会发展、文化传播的驱动下，二者间的互动机制已经形成。根据互动原理［2］，现阶段仍处于过渡阶段，即：想要互动却尚未互动起来的阶段。但二者间的互动发展已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首先，旅游开发使“非遗”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增强了“非遗”的生命力，更有利于“非遗”的宣传推广和保护传承。其次，将“非遗”作为城市旅游的依托资源，并纳入全市旅游业产业链，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实现旅游业的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旅游核心竞争力。
二、“非遗”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对策
江苏段大运河沿线城市的“非遗”旅游开发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近年来，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方面创新了许多经验，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相应的对策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载体，为“非遗”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构筑新平台。“非遗”与城市旅游互动的前提是将“非遗”融入城市旅游体系，并随城市旅游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内众多中央商务区（CBD）、中央游憩区（RBD）、中央欢乐区（CHD）的建立，可以此为载体，充分发挥其具备的文化内涵，不仅将促进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和开发，同时增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的时代内涵［3］。第二，有针对性、适宜性的选取发展模式。“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模式选取首先要科学合理，其次是重视适宜性［4］，可根据类型不同，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传说、音乐、戏剧、舞蹈等形式的“非遗”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可采用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通过小说写作、影视制作、媒体宣传等形式把这些民间文化艺术搬上舞台，提高艺术性和观赏性；也可采用博物馆式旅游开发，如：在运河沿线选择合适地点建设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收集并集中展示和运河有关的古诗词、民间文学等文学作品；建立大运河传统音乐博物馆，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诸如录音、录像、数码化存储等方式保留运河传统音乐，等等。商贸文化交流推动形成的“非遗”与旅游的互动可以通过和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开发，需注意的重点是旅游商品开发的品牌化、本真化，注重参与性和商品的文化内涵。民俗、节庆、仪式等类型的“非遗”与旅游开发的互动采用节庆式旅游开发，如建立专门的民俗体验村，保护当地文化环境的完整性，尊重维护当地居民生活的本真特征；依托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开展运河游船、戏曲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仪式的举办选取特定的日期，还原历史时期的原真面貌［5］。第三，重视人才，加强旅游人才引进与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培养人才相结合。以手工技艺传承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发展为例，首先，鼓励从事传统手工技艺和具有表演技艺的“非遗”艺人招收新继承人，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采取发放补贴、授予荣誉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对列入各级名录的手工技艺进行传习活动，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以及给民间手工技艺人评定职称和命名“大师”、“名艺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6］，使手工技艺传承后继有人，避免出现宝贵技艺因后继无人而失传的状况；其次，在培养旅游人才时，重视对“非遗”手工技艺的人才选拔和支持政策。培育组建一批热爱手工技艺、专业技术精湛、业务素质过硬、乐于奉献、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手工技艺保护工作者队伍，形成科学完善的人才培训体系。
作者：杜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