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语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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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文通训定声》为清朝著名学者朱骏声所著，全书分为三大部分，总共18卷，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全书从“说文”“通训”“定声”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部分既是编著体例，又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丰富，还对字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释。本文对《说文通训定声》的语义做出浅显的研究分析，旨在探讨其对“说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说文 语义 《说文通训定声》

引言

作为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拥有其他著作所不能比拟的崇高地位，这是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首次对字的本义进行了系统的阐明。自东汉以后，各朝各代研究《说文解字》的文人学者层出不穷，“说文学”就是在此过程中被不断积累充实而发展起来的。在诸多专著中，取得成就最高的当属由“清朝四大说文家”之一的朱骏声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此书并没有完全遵从部首排列法，而是在编排体例以及内容上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专门针对字的“转注”和“假借”进行了分析，完成了对汉字的形体和本义的研究。

一、说文部分的语义研究

《说文通训定声》在此部分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理论如出一辙，主要是基于汉字的形体，从字体出发结合字音，进而来分析字的本义，期间秉承了造字选择，阐释出字形与字音以及与字义之间存在着的关联。《说文通训定声》在对具体的某个字进行阐释的时候，都是先围绕字头进行标注，再用篆体列出被释字，然后配合《说文解字》中对这个字的解释。例如汉字“犬”这个象形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视犬字之字如画也”，而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朱骏声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字增添了新的解释，即“横视之也”，意思是说“犬”这个字横着看的时候是狗的形象。

此外，别义也在这一部分中得以体现。别义，即“字有与本蕴截然各别者，既无关于转注，又难通以假借，文字中才得百一，今列为别义”。[1]通俗说来，就是“词”不代表本来的意思，同时也与本义基础上的引申义无关，又不属于假借的情况，而是完全不相关的其他的意思。在朱骏声看来，别义与本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浮弊郑本义为续木也，从木，妾声。解释为从一棵树移接到另外一棵树上，直译为嫁接。而如今“浮弊治从齿头音从母字，古音叶部，辑部容转，“浮北硎尽靶荡\”的意思。在朱骏声的理解中，别义属于连绵词的词义。另外，还存在别义与本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密切关联，而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别义与本义区别开来，这与许慎的观点存在着很大不同。此外，还存在别义为引申义的情况。

二、通训部分的语义研究

通训是训诂学的主体承载单元，在《说文通训定声》通训部分是本书的重中之重。朱骏声将字的转注和假借给予了新的解释，做出了“以训诂解转注”的定义。在这里，他并没有完全认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看法，而是将《说文解字》中的例字替换掉。在这一部分中“转注”是在字的形体不被改变的前提下，在本义的基础上将字义扩大。换言之，转注即对字义进行引申和推及扩散，诚如文中所言“转注者，即一字而推广其义”。[2]在《说文通训定声》中的通假即“通假者，本无其义，依声托字，‘朋、来’是也”，意思是说通假字的出现是这个字非常规用法所表达的意义，依托声韵的关系来使用这个字，即所谓同音不同字。这种通过语义得实现语言借助特殊的语言环境，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当中，语音与词义之间才能建立起必然的联系。朱骏声认为形成通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在没有这个字的情况下用其他同音字代替；二是在有这个字的情况下，作者偶然使用了其他字代替；三是书写习惯造成的。在此原因基础上，就会出现同音、叠韵、双声、合音这四种情况的假借。

我们主要分析研究的是转注与假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通过这些来明确朱骏声的看法态度和文学追求。转注产生于意义的引申，假借则是借助其他的字来表达意思。换言之，转注依靠的是感觉，而假借依靠的则是听觉。假借的应用范围比转注要广泛很多，以时间发展为轴，在不增添新字和改变字形的前提下，假借可以自使用伊始就贯穿整个历史，只因其依靠的是声音的联系，而转注则只能满足一时的交际需要。假借注重形式感，在具体文章中使用假借时，文字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假借的本身具有文字基础意义，只是需要借助一个载体来表达原本需要表达的意义。而转注则是把一个字扩展为多重意义，集合各种相关联的意义于一身，身兼数职。由此可见，朱骏声认为转注和假借属于词汇学意义的范畴，而不是文字学的范畴。他牢牢抓住了汉字的表意特点，在总结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创新，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在训诂学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

三、定声部分的语义研究

朱骏声在定声部分主要树立起了汉字在古音系统中的声韵地位，即这个汉字的古音通过上古韵文的韵律使用情况来证明。古韵指的是相同的声韵读起来带有韵律感，即押韵。而临近的声韵读起来押韵的情况则视为转音，即《说文通训定声》中提到的“以声为经，以形为纬”，从而帮助我们建立字与字之间的必然联系。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将此总结为古韵十八部，例如在“羊”字部分中，收录了包括“羊”在内的“扬”“杨”“阳”“洋”等汉字。

四、文字分化的研究

转注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造字法的产生，即使朱骏声将这一过程阐述成词语引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期间确实产生了新的字形，从而产生字形分化的理论。文字分化的类型主要有四种：一是由于称事类的异体字，朱骏声在分析此类字时，将人们对于事物的不同看法清晰地表达，如“纟、衤、巾”字旁等符号形式就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中经常变换使用。这是因为这类事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进而影响到造字思维；二是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音符号替换而形成的异体字。[3]这是产生异体字的主要途径之一；三是简化省略而形成的异体字。汉字的复杂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有些汉字拥有相同的构字部件，只是组合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字，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这其中，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字，进而成为了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如“李、熹”字等；四是不同来源的字所形成的异体字。汉字具有多元性，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有的为了简便有的为了减轻使用者的负担，继而摒弃了多种字形，只保留了一种字形。

近年来，朱骏声的语言文字学被充分挖掘，他的著作中解释了字形的分化现象，但是受到古时文化发展限制和思想束缚，他浅尝辄止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只把解析停留在表面。虽然朱骏声没有将其升华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但是朱骏声的理论为后世汉字学说奠定了夯实的理论基础。

五、《说文通训定声》取得成就与存在的不足

朱骏声的转注理论立足于语言实际，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六书理论指出汉字的本质作用――让我们可以通过字的形体来明白字的含义。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他将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从文字学扩展到词汇学范畴。对于初学者而言，面对博大精深的汉字体系往往会不知所措，朱骏声把词义引申为重要的手段继而引导人们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可以有效帮助初学者迅速建立自己头脑意识当中的汉字语言系统。

对于文字的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朱骏声将声音视为字与字之间连接传输的纽带，并在书中以图表的形式进行表达。如“中”字具有包含之义，其下面的盅、钟、衷等字可以将这一意义表现出来。朱骏声将这些具有共同义素的字排列在一起，使人们更容易发现相同声音符号中具备的共同规律。

词的本义、引申义以及假借义的有机组合构成了词的语义系统。这种系统之下，任何一个单位的字或词都不能独立存在，都必须与其他汉字相联系，这种观点在书中也有所体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伴随着人类活动轨迹展开的，语言词义的发展也不例外。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语言也是需要发展的，但是二者的发展步伐并不是并驾齐驱的，语言发展总是比人类的实际需求滞后。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汉语体系在单个词本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引申义和假借义。[4]朱骏声能够清楚认识到这一规律，认为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字义与字形是处在不停发展变化当中的，很多语言含义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展现。在这种现实之下，他打破了许慎五行学说的束缚，将引申和假借带到了新的高度，对后世汉字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不足之处在于《说文通训定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古韵十八部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进行理解，这为诸多初学者带来了极大困惑，很难做到雅俗共赏，进而影响到后世传承。此外，虽然朱骏声在转注和假借方面创新了许慎的理论，也具备了系统性认识，但是他只是将研究停留在了表层，没有界定出转注和假借的边界，有些字的归属问题不是很清晰。

结语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语义上的成就甚至超越了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需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这本书的意义。在历史长河面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自甲骨文被创立之后，我国的语言文字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无论如何变化，都万变不离其宗。从字义、字音再到字形，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汉字的高深和意义，需要人们不断进行思维创新，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语言学的进步。语

参考文献

[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房建昌.朱骏声与《说文通训定声》[J].辞书研究，1984（02）.

[3]何书.试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义引申研究中的义素分析思想[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4]朴兴洙.从古文说看《说文通训定声》[J].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