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艺术审美空间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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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在审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但创造出了多维审美之境，更开拓了艺术审美空间。突出表现在对“纯粹艺术”空间和“人生艺术”空间的开拓上。

关键词：隐逸 审美 艺术空间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概念尚未厘定，创作实践却蔚为大观的一种文学形态。对于有着隐逸倾向的文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为自己的审美观写作。他们的“隐逸人格”，普遍有着疏离主流文学阵营的倾向，以一种出世的姿态坚守自己的纯艺术追求。这种人格精神使他们在文学创作时向内转，回归田园，回归内心。[1]这种向内转的姿态，有利于审美观照，因此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在审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但创造出多维审美之境，更开拓了艺术审美空间。

美学家张竞生曾在《美的人生观》里把艺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除了音乐、绘画、文学这些传统的艺术门类之外，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均可成为艺术。他说：“艺术可分为‘人生艺术’与‘纯粹艺术’二种。凡一切人类的生活：如各种工作、说话、做事、交媾、打架等等皆是一种艺术。若看人生观是美的，则一切关于人生的事情皆是一种艺术化了。”[2]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艺术审美空间的开拓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对“纯粹艺术”空间的开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士”的要求是很高的。文人、士大夫充当着社会精英的角色。他们不但要知书达礼，拥有文学上的造诣和政治上的谋略，还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文学与音乐、书画艺术一直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唐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让我们领略到了“无声胜有声”的音乐境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魏晋名士嵇康临刑之前，赋琴一曲，从此使《广陵散》成为天下绝唱。古代文人不仅乐意投身于音乐审美实践，对书法绘画也是非常热衷。魏晋的王羲之、宗炳，唐代的张旭、怀素、王维，宋代的苏、黄、米、蔡，明代的祝允明、文征明，清代的郑板桥等都是书法或绘画上的名家。

中国现代隐逸作家虽未能像古代一些隐士那样成为“通才”，但他们所具有的隐逸人格倾向和作品中的隐逸精神依然对传统艺术境界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对音乐、书法、绘画等领域的影响外，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纯粹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表现在对农业文明和旅游业文明的影响上。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是“隐于自然”。“自然”的物质表现无非是田园和山水。中国古代用于表示归隐的常常是“解甲归田”“弃官归田”“遁迹山林”“放浪江湖”“啸傲湖山”等词汇，文人士大夫们在现实中受挫以后，最先想到的避难所也是山水田园。雄伟壮阔的名山大川、凄清僻静的深山幽谷、奇妙万状的悬岩隧洞、生动活泼的花鸟虫鱼、美丽动听的神话传说、历史悠久的古物文迹、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是隐逸文人津津乐道的对象。被隐逸文人精心描绘过的地方，就成为现实读者心心念念的理想乐土。如同古代隐士一样，现代作家也都有隐藏在自己心中的一片圣土，他们的隐居地、游历地等承载着他们毕生的心血与追求，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他们以此为素材构造出的审美世界也因此成为农业、旅游业、书画业的发展资源。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李锐的“吕梁山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等莫不如此。

沈从文的小说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清新美妙，充满人情美、人性美的“湘西”世界。湘西的风物成就了沈从文，同时又因沈从文的大力抒写名扬于世。古朴的凤凰小城和周边的古街小镇成了人们追思传统记忆的神秘之地。沈从文在《湘西》中写道：“一切风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一个人若沉得住气，在这种情境里，会觉得自己即或不能将全人格融化，至少乐于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营扰。”沈从文将他魂牵梦萦的故土描绘得如诗如画、如梦如歌。读者难以拒绝这样的文字，平平淡淡之中，那份美丽与神秘已浸入肌骨，无怪乎在他的影响之下，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小镇凤凰成了现在的旅游胜地。

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也让我们加深了对“商州”的理解。贾平凹的作品以商州为题的就有《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合称《商州三录》；还有小说《商州》《商州世事》，散文集《商州散记》等。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迷人的，他把传说、历史、风土人情融入到了商州的山水中。再加上贾平凹不仅是作家，还是书法家、画家，他的作品也便带有了书画的味道。他把商州描写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连台湾的流浪作家三毛都不由的心向往之，提笔给素未谋面的贾平凹写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给商州带来的影响恐怕只有商州人才能深刻体会。正如同沈从文成就了“湘西”一样，说贾平凹成就了商州也不为过。

二、对“人生艺术”空间的开拓

中国现代隐逸文人大多曾远渡重洋，接受过西方（包括日本）文化的熏陶。西方的物质文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渴望将这种物质文明与东方悠闲的生活节奏结合起来，就像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的，要设法“溶合这两种文化——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和现代的工艺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可以实行的人生哲学”[3]。因此，较之古代的隐士来说，现代文人即使“隐逸”，也多了一些积极的色彩。

“隐逸派”主将周作人提倡唯美主义的人生观。他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提出“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的生活。”他拒绝将文学变为传统意义的载道工具，不承认牺牲个性来迎合社会潮流是文学应尽的义务，所以，他努力保持文学的自在性。周作人将艺术视为个人情思的表现，是个体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他的人生艺术化的文学观念转化到他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中去，使他的为人为文都带有了隐逸之气。他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命，以艺术家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就如张竞生把“一切人类的生活”看作艺术一样，周作人也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他谈“北京的茶食”、“南方的野菜”，谈“茶”、谈“酒”、谈“草木鱼虫”、谈“乌蓬船”，在日常琐屑的叙述中，咀嚼着生活的滋味。衣食住行、风土人物、掌故轶事，都是他谈论的话题。在他看来，“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只有“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才能见出人生的真谛。艺术化的生活是对残缺人生的修补，所以周作人在《喝茶》中倡导“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4]。这种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影响很大。朱自清、俞平伯据此提出了“刹那主义”的人生观，专注于唯美的瞬间感受。俞平伯说：“生活的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的趣味，或也可不含哲学地说，对我都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的责任便在实现这意义和价值，满足这个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多费心思去筹虑。……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5]俞平伯这种“刹那的趣味”，有着传统审美观的影子，也有现代享乐观的色彩。周作人在《希腊的馀光》中认为希腊文明的精神特点是“现世主义”和“爱美精神”，恐怕可以作为俞平伯等人“刹那主义”观的最好注脚。

美学家宗白华也是人生艺术化的积极提倡者。他说：“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6]宗白华几十年如一日地出入于世界各地艺术馆和博物馆，对雕刻、建筑、绘画、出土文物、风景名胜等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倾注了极大热情。他把现实人生当作艺术，用他的“散步美学”构建起他的艺术体系。这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生存”“审美化生存”。他的“散步美学”充满了自由精神，把庄禅境界、魏晋风度等传统自由主义和西方的生命美学有机结合起来，成就了人生的艺术。

隐逸文人最注重审美的表达，对纯粹艺术与人生艺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痴迷，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自然之境、闲适之境、趣味之境和道禅之境的追求与把握，创造出艺术审美世界，开拓了艺术审美空间，对人类文化史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贡献。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93】和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经典美文与语文课堂读写教学研究”子课题项目【立项编号：0506043400170】的研究成果。）

注释：

[1]许海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版，第53页。

[2]张竞生：《美的人生观》，选自《张竞生文集》上卷，江中孝编，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3]张岚：《论中国新文学“闲适”散文的成因与流变》，学术界，1998年，第6期。

[4]周作人：《喝茶》，选自《周作人自选文集·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5]俞平伯：《读〈毁灭〉》，选自《俞平伯散文》下册，乐齐，范桥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6]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许海丽 山东济南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25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