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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英国纪录片《56UP》之后,颇不平静。这部纪录片,拍摄了来自伦敦的14个同龄人的生活之路。导演每7年拍一次,自他们7岁开始,拍了8次,拍到56岁。150分钟的影片,他们就从童年进入了老年,逝者如斯,让人感喟。
我不想谈论这部纪录片的主旨。让我感兴趣的是,它选择了将人生除以7的方式,来演绎并解读人生。我也想将过往岁月除以7,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从7岁,而从5岁开始吧。因为,那一年,我的母亲去世,人生的记忆也就从那时开始。那年初夏,院子里的老槐树落满一地槐花如雪,我穿着一双新买的白力士鞋,算是为母亲穿孝。母亲长什么样子,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姐姐带着我和两岁的弟弟到劝业场的照相馆照了张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此后,她便到内蒙古修铁路去了。那年,姐姐17岁。
7年之后,我12岁,读小学五年级。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生第一本书,一角七分钱的《少年文艺》;并从中第一次读到小说,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马戏团来到了镇上》。马戏团来到偏僻的小镇,两个小兄弟没有钱买入场券,便帮助马戏团把道具搬进场地,换来了两张入场券。好不容易等到第一个节目,小丑刚出场,小哥俩就累得睡着了。小说里的小哥俩,让我想起了我和弟弟,也让我迷上了文学。我开始偷偷地写我们小哥俩的故事。
19岁那年的春天,我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然而,“”爆发了。大学之门被命运之手关闭,两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张夹在印有毛体“中央戏剧学院”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了。
26岁,我在北京郊区当一名中学老师。那时我已回京一年,是因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我才被退回京的。熬过了近一年待业的时间,才得到教师这个职位。和父亲一样,我也得了高血压,医生开了半天工作的假条。每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叫《希望》。在那没有希望的年头,小说的名字恶作剧一样,有一丝隐喻色彩。
33岁,我“二进宫”,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二年级。那年,我有了孩子。孩子出生前,我在南京《雨花》杂志社修改第一篇报告文学。回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坠地。
40岁,不惑之年。那一年,上海《文汇月刊》杂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并要立刻寄去。我下楼借来一台照相机,带着儿子来到地坛公园,让儿子帮我拍了照片,寄去勉强用了。那时,儿子8岁,小手还拿不稳相机,拍照时晃晃悠悠的。
47岁,我调到了《小说选刊》。大学毕业之后,我从大学老师到《新体育》杂志当记者,几经颠簸,终于来到中国作协这个向往已久的文学殿堂。前辈作家艾芜和叶圣陶的孩子却都劝我三思而行,说那是名利场。
54岁,新世纪到来。我乏善可陈。两年之后,儿子去美国读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后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都有奖学金,是他的骄傲,也是我的虚荣。
61岁,大年初二,突然的车祸,摔断脊椎,我躺在天坛医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们说的,我也开始相信命运。福祸相依,我想起在叶圣陶先生家中曾经看过的先生写的那副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
68岁,就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旁边儿子的房子里小住,两个孙子,一个两岁半,一个就要五岁,生命的轮回,让我想起儿子的小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人生除以7,竟然这么快,就将人生一本大书翻了过去。《56UP》中有一个叫贾姬的女人说:尽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书,但是已经打开了,就得读下去,读着读着,也就读下去了。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人生除以7,在生命的切割中,让人容易感觉到人生的速度,体味到时间的重量。
(摘自《渤海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