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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路北一座宿舍楼里。透过窗户,看得见屋外大片的空地。那里通常下象棋的有六七摊,每摊八九人,有下棋的和观战的。对面体育场外面,跳交谊舞的,扭秧歌舞的,舞剑的,放风筝的都有。大都是中老年人,生活无忧,空闲时间耍耍乐子!
这座宿舍楼住的大都是老编辑。他们编了一辈子书,现在退休了,有的到楼下参战,将它―军;有的练练剑,跳跳舞;也有人满头白发还不肯歇手。有一个儿童画家,画了几十年插图,退休了却画起了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他画的观音和童男童女可爱极了!他把观音当作美好的妇女形象来画,在香港出版了《杨永青观音造像》,还是由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题写的书名。老翻译家陈斯庸,他的旧译《彼得大帝传》要重印。老先生挺认真,八十多岁的人了,还亲自跑到国家图书馆去借该书的俄文原著,一丝不苟,认真校订。有一位搞发行的老同志叫王久安,早就过了古稀之年,出版社还不让他走,因为他有能耐呀!由于王久安多年来在发行工作上的杰出贡献和创造性的劳动,他还获得了出版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奖。还有一位不住在这座宿舍楼的老太太,叫郑延慧。想当年她编《我们爱科学》时,点子多,又勤奋,最受叶至善先生的赏识。退休后,几家儿童出版社和科普出版社都争着请她主编书,以至她家里的书架上、书柜里、书桌上、茶几上乃至沙发的靠背和扶手,都堆放着她编辑的科普书籍和儿童读物,林林总总,美不胜收。
我也当了几十年的编辑,我实在记不清经我之手有多少书稿变成了铅字。在我年轻的时候,除了看稿子,喜欢给《北京晚报》和《中国青年报》写些“豆腐块”。几十年紧张的工作,现在离开工作岗位了,看人家写的书,读人家编的报,我的手也不免痒痒起来。
我的脑子里晃动着流金岁月里的人和事。现在写稿没有人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了。我首先写那些经我之手编辑至今仍在重印的“名牌书”的有关内部消息;写那些当年曾经是小苗,现在已经是枝繁叶茂成了栋梁之材的作家群;写我们当年创业的艰辛,写后来成功的喜悦;当然也写那些“左”先生们所造成的苦难;写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写敬业奉献,写开拓进取,写与时俱进;写我所亲眼看见、亲身感受到的出版社新一代的辉煌。
我现在看书读报比上班时还要用心,我总不能落在时代后面呀!只要我的身体健康,脑子还不糊涂,我总要拿起笔来,述说那令人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