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民月令》看汉代民间的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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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民月令》作为我国古农书系统中重要的典籍之一，开农家月令书之先，具有多学科的价值。本文从祖先崇拜的角度来探讨《四民月令》中所记载的汉代民间的祭祀活动。
关键词：《四民月令》;汉代;民间;祖先崇拜
《四民月令》，东汉崔撰，开农家月令书之先，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亦有篇章涉及到纺织、酿造、制药、祭祀、教育、宗亲关系等各种宗族事务。《四民月令》是我们研究汉代宗族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
祖先崇拜起源于精灵信仰，是由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及灵魂观念复合而成的一种信仰形式。祭祀祖先是《四民月令》中祭祀活动的中心内容，祭祀的目的是表达对祖先的尊重和感恩，更重要的是祈求祖先神灵庇佑后代，求福避祸。
一、《四民月令》中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在汉代官方祭祀活动中表现为严格的宗庙制度，祭祀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在正史中均有记载。在民间，祭祖之风盛行，祀祖不仅是家庭更是宗族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四民月令》中对于祀祖活动的时间安排分别为：正月之旦及上亥之日、二月祠社之日、五月夏至、六月初伏、八月祠社之日、十一月冬至及十二月腊日。其祭祀方式是在祭祀前期要进行斋戒与扫涤，准备适时而丰盛的祭品。祭祀之日，家庭（族）成员通过举行隆重而虔敬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的尊崇与感恩。如“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斋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①依周制之礼，祭祀祖先在春、夏、秋、冬各一次，祭祀方式为“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②又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祭》载：“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生庸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j，秋曰尝，冬曰蒸……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j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蒸者，以十月进初稻也……供具祭物，斋戒沐浴，洁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③
由此得知，汉代民间的祭祖方式与《礼记・王制》、《春秋繁露・四祭》所记载的礼制基本一致。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与主流思想分别代表着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但二者有着同源关系，皆发端于原始的信仰与崇拜，因而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与交叉性。”④但汉代民间祀祖次数有所增多，除了固定时间的四时之祭外，平时还有不定期的祭拜活动。相对于官方祭仪、祭品的繁琐复杂，民间显得简约随意。同时，汉代民间的祭祖活动也体现了公共性原则，祭祖是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的体现。
二、汉代祭祖之风盛行原因
从本质上说，信仰是人类需求的心理折射。祭祀祖先神灵消灾避厄、赐福享佑成为民间百姓寻求自我安慰与心理平衡的主要途径。“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⑤（《礼记・祭法》）他们虔诚祈祷、小心祭祀以求感动神灵，得以纳福攘灾，趋吉避祸。
对于中国古代农业传统社会，岁时观念在汉代得到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依自然节气调节民众生活。随着信仰体系渐趋平民化与世俗化，伦理思想由自然伦理向人世伦理侧重。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孝道观在统治者的反复灌输与激励之下得到空前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统治思想。但孝道观念在普及的过程中也致使厚葬之风在两汉时期愈演愈烈。据《后汉书・明帝纪》载：“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⑥在实用主义至上的世俗心理作用下，这一社会风气使得民间百姓争相效仿，蔚然成俗，不少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如崔的父亲崔瑗生前“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他死后，崔“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终不改”。⑦
三、汉代民间祖先崇拜的社会功能
汉代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主要是聚族而居。“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⑧《四民月令》中有关于十二月腊祭先祖以团结宗族的记载：“十二月……后三日，祀家事毕，乃请召宗、亲、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洽。是月也，群神频行，大蜡礼兴;乃冢祠君、师、九族、友、朋，以崇慎终不背之义。”⑨通过表达集体性愿望的祭祖活动，民众在情感与思想上获得共鸣，从而即维系了“以序宗族”的传统，又增强了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⑩农作物的播种、料理和收获有着严格的时序要求。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四民月令》中的祭祖行为对农事活动具有潜在的指导意义。祭祀祖先以祈丰年，是满足民众生存需求的心理反映。如《四民月令》载：“又以上亥，祠先穑及祖祢，以祈丰年。”
此外，汉代统治者从思想信仰与孝道观教化民众，以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祭祀祖先神灵，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秩序的稳定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解：
①（汉）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②（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3页。
③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6页。
④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323页。
⑤（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36页。
⑥（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8页。
⑦（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63页、1168页。
⑧（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3页。
⑨（汉）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4页、76页。
⑩（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6页。
（汉）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页。
参考文献：
[1]（汉）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2]（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3]（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5]（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6]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7]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