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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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寨、羌碉遭损毁，羌笛、羌人传承难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淡漠，是现代化进程肆无忌惮的推进。不能只在地震之后才让我们想起羌文化的保护。

羌族最核心的文化传承人――释比，仅存60余人。这是汶川大地震前两三年，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而地震后，释比的幸存人数还无法统计。另有一种说法是。全世界会吹奏和制作羌笛的人不超过10个。

汶川、北川、茂县、理县，羌族聚居的这4个县都是重灾区；羌寨、羌碉、羌笛、羌人，羌文化的这4个载体在此次灾难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这个在高山大峡中繁衍的“云端上的民族”和他们神秘古老的文化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

灭绝性的毁坏

提起地震对羌文化的毁坏，他们总是说着说着就热泪盈眶。

汶川县委副书记张志宏在震前一直主管萝卜寨的保护工作。萝卜寨是全世界唯一的黄泥村寨，当地严重缺水、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也正因为缺水，黄泥村寨才能历经4000年之久。但地震后，张志宏在萝卜寨看到的是100％的房屋倒塌，之前进行的风貌整修保护工作全部毁于一旦。汶川另一个著名村寨布瓦寨，列入国家级文物名单的布瓦黄泥羌碉也毁灭了一半。汶川县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杨国庆(羌族)说到地震，言语中抑制不住激动：“盼望着它结束，可它就是不停，它就是要把房子震垮、把人都毁灭，它的目的就是毁灭。人在那种状况下有求生的本能，但又无生可求。”

北川县的文化馆、图书馆、羌族民俗博物馆、禹羌文化研究中心这几个羌文化研究保护重地，在此次地震中全部垮塌。北川县羌族民俗博物馆副馆长陈世琼(羌族)说，有123件文物因送到省里鉴定之后转到绵阳市博物馆收藏而幸免于难，但还有805件文物，其中包括国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21件，全部埋在了二三十米深的废墟下面。北川县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大概有5万册，副馆长唐成(羌族)痛心于废墟下的那1万多册关于禹羌文化的图书。震后，北川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在废墟上捡回一个U盘，成为了北川县文化工作仅存的文字资料。

茂县的黑虎寨、松平沟，理县的桃坪等羌寨同样遭受重创。损失的还不仅仅是建筑和物质，羌文化的传承人(释比)、羌文化的研究学者等，也有不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5月30日，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羌族文化抢救与保护座谈会，启动了抢救羌族文化遗产项目。与此同时，文化部也成立了羌族文化保护工作领导小组。6月17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率专家团抵达成都，组织成立“紧急保护羌文化遗产工作基地”。

保护与开发

汶川县萝卜寨是汶川县的羌文化重点保护项目，震前为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修建了饮水工程。专家考证发现，萝卜寨的建筑地基只有50―80厘米深，如果引水入寨会影响地基稳定，有可能造成整个寨子变形。张志宏因此决定，水不入寨，只把水引到寨子附近并设立几个取水点，村民继续保留了背水的传统习俗，而这一传统又成为旅游观光的一个亮点。在用电工程上，同样由于地基的原因，汶川方面坚持管线不入地，而将电杆、电线设计成树干、树枝形状。张志宏认为，保护和开发是必须相互依靠的两个方面，“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如同物质遗产的保护一样，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关注。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羌族)认为，北川县“在羌族民俗文化保护整理方面，可以说是做在了前头。关于羌族葬礼、婚礼、歌谣、刺绣、过年等方面的资料，我们全都搜集齐了，并制作了光碟保存”。

林川的经验是，把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结合在一起，“我们县2003年就成立了文化旅游局，这在全市(绵阳市)乃至全省应该都是很早的。”2006年，北川县的旅游综合收入占全县GDP的10％。2008年是北川羌族自治县成立5周年，本来打算举办与旅游相结合的民族文化展示活动，还进行了采风等准备工作。北川文化局工作人员徐正斌(羌族)认为，北川的优势不仅在于有比较好的地理气候条件，离绵阳、成都等大中城市比较近，更在于北川在锅庄舞、羌笛、口弦等羌文化的表演展示上做得比较好。

林川曾在2002年去北川周边地方做过民族文化的调查，发现一些富裕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把子女从小就送到成都等大中城市读书，一些人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从人的角度来说，愿下一代生活得更好，这无可厚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民族文化也因此逐渐衰退，大家都富裕起来之后，本民族的文化也就消失了。”他从中总结的经验是要给民族文化寻找一个载体，“语言就是一个载体，是最重要的识别符号，如果他能唱支羌歌、吹首羌笛，他就能把羌文化传承下去。通过民族文化的展示，同时能吸引到外界的关注，让他们来观光旅游，这就让羌文化成了羌族人的生活之源。”

杨国庆也发现，在很多羌族文化符号日渐消失的情况下，有一些羌族文化符号却继续保留并发展了下来，比如羌绣。随着旅游的发展，羌绣非但没有没落，反而作为旅游纪念品发展了起来，更丰富了。

现代化的冲击比地震更可怕

地震让羌文化遭受重大损失，但没有地震，羌文化依然是一种濒危的古老文化。羌民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自古与世无争，躲避战乱一路迁徙，而如今现代化的进程却让他们无处可避。

羌族原始宗教的祭司被尊称为释比，释比文化也是羌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敬神、压邪、治病、送穷、成年冠礼、婚丧事等均由释比主持，释比同时还运用原始医术和巫术充当着医生的角色。释比的传世授徒有着复杂的程序和仪轨，传承人一般要到年纪很大才能成为释比，因此又都被称为“释比老人”。汶川县对释比进行认定授牌，保证现有的释比能够得到生活的保障。在北川县，也拨出了专项资金对释比文化进行保护，对没有直系后人、难以得到赡养的释比进行生活资助，并计划今后为释比办理养老保险。

但经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熏陶，见识了现代生活和外部世界的诱惑，年轻一代的羌人很难再回头继续高山深峡中的原始部落生活，文化的传承也因此变得异常困难。对此颇有研究的杨国庆认为：“这是一种以个体生命传承民族记忆的方式。年轻一代人生活观念的改变对整个文化的传承有很大影响，包括很多释比老人的子女都不愿意学习这个。”

汶川县在2007年12月启动了一组羌文化保护的综合项目，由汶川县县政府牵头、阿坝师专负责学术指导、口口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执行，其中第一个项目是拍摄纪录片《中国羌族释比文化》。摄制组今年4月底走访了羌区4个县的16个村寨，搜集、记录了大量图片影像和文字资料，而这些资料都变成了震前唯一的资料。口口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罗军在谈到文化保护的方法时认为，“现在的文化保护往往只停留在申遗、拍录像、做DVD、开研讨会，却没有教徒弟。文明不是靠记录，而是要靠传承。抢救性的纪录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更多的还要把精力放在传承上。”他认为，“媒介的渲染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媒介过分渲染都市生活，过分渲染乡村的贫困，过分渲染传统文化的农耕性，这当然会影响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向往。我们做媒介的都在不由自主地影响人们的判断。”

悲观之中也有乐观的声音。张志宏感叹，让他震撼最大的是羌族人固守故土的信念，“我是汉族人，但我为羌族同胞那种坚韧的民族性而感动。他们即使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也依然要坚守家园，比如草坡乡幸存4000人，到现在还是4000人，没有一个人离开。”

在杨国庆看来，他的族人是把村寨看成是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要羌族人没有离开自己的村庄，羌族文化就不会消失。只要有亲族血缘关系的人还在，整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就不会消失。”

羌寨的原址重建、建立羌族文化保护区的思路，也渐渐地被更多人所认同。身为汶川县文化体育局副局长的杨国庆，同时也是《羌族文学》的主编，著名的羌族诗人。他曾为萝卜寨写过这样一首诗：“渴饮愤怒的一只凤凰斩土而出／凛凛然飞升在岷江大峡谷／那道最深的伤痕，那片最纯的天空／展开的羽毛五彩而茁壮……”萝卜寨，古称凤凰寨，就像许许多多被摧毁的羌寨一样，希望它们能有重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