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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股权性质和制度环境两个角度,依据我国上市公司R&D投入的现状,分析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r&d投入偏低的原因,以及各制度因素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果,从而制定出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政策。
【关键词】 制度环境;股权性质;R&D投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在市场需求迅速变化的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和挑战不断加剧,高新技术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高新技术企业行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研发即R&D投入的研究是一个重点。从最近三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情况来看,国企与非国企的投入规模有很大差距,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他们在研发投入的强度上与国际5%的平均研发强度相差甚远,可见公司治理机制对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很大(见图1、图2)。
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制度的不同。目前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中,制度本身存在约束R&D投入的倾向,并且接受国家委托权的政府官员和作为人的企业经理,他们出于绩效考核以及任期内经济效益的考虑,更愿意投资短平快的项目而非促进生产力的长期项目和研究开发项目。相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制度缺陷,非国有控股企业虽然企业产权更为清晰,但是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结构促进研发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除了产权性质导致上述原因外,也与我国所处的特殊制度环境有关。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少的原因,不仅要从内因和外因来考察,对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分析也非常具有必要性。
(二)研究内容
由于R&D投入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我国企业经营活动受到多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够有效,因此,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予以支持。本文首先在李丹蒙,夏立军(2008)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政府控制与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性质的政府控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将探讨除以上三个影响因素外其他制度环境影响因素(政府干预程度、法律环境及金融市场环境)对不同性质上市公司R&D行为的影响。因为企业产权制度的不同,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现有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着漏洞和障碍,使得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实施,阻碍了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因此,研究政府干预程度、法律环境及金融市场环境等制度因素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企业R&D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一)基于传统视角的R&D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国外方面,Miller(1991)和Barker and Muller(2002)认为,有较长任期的CEO可能很少有兴趣进行较多的研发投入来追求创新战略,他们更强调稳定性和效率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Chang-YangLee(2002)发现R&D强度的主要决定因子是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且企业规模是通过技术竞争力与R&D强度发生间接联系的。国内方面,安同良等(2006)的实证研究以员工人数作为规模的替代变量证明,整体来看,小、中、大企业的R&D强度趋势呈现明显U型结构特征。岑露(2005)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从而降低当期R&D费用。
(二)基于制度环境的R&D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丸山玲子(2007)认为知识产权强化减少新技术的应用。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基于过去的技术,新技术应用受到阻碍意味着将来的研究开发会减少。国内学者武鹏,余泳泽和季凯文(2005)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我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介入程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吴超鹏(2009)通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姜宁,黄万(2009)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例,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认为政府补贴对于企业R&D投入具有正的激励效应,不过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刘莉,万光彩(2009)指出,一个科技创新项目能否顺利成长,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融资是其成功的关键,而一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市场在为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上具有比较优势。
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现状分析
(一)R&D费用披露情况统计分析
通过对样本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研发费用披露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发现,2002―2009年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中披露R&D费用的公司比例有所上升,其中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披露比例由13.95%上升至26.65%,非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披露比例由13.44%上升至21.53%。这说明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对R&D支出的信息透明性有所增强,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同时可以发现不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披露比例仍然很低,最高不超过30%,说明有相当部分的企业没有对R&D支出进行披露,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现行的制度法规缺乏对R&D费用披露的强制性要求,加上企业缺乏对R&D费用披露的主动性而造成的。
(二)R&D资金投入规模的动态分析
通过对样本公司所披露的R&D支出进行统计整理,计算了样本公司2002―2009年的平均R&D支出规模,如图3、图4所示。
从图3、图4可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R&D平均投入量大致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受2006年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7年的涨幅最大,而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7年的涨幅最小。虽然由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的R&D平均投入量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从该年起,R&D平均投入量就呈直线上升的趋势,非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上升趋势则更加显著。这说明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对R&D投入的规模在逐步提高。
四、制度因素影响高新技术企业R&D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章节主要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和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环境与R&D投入的关系,检验制度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1.政府干预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项风险高、投资大、持续时间长的经济活动,只有提供较高的利益预期激励,企业才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而对于政府控制的企业而言,企业及其管理者的目标往往要兼顾地方政府转嫁过来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这种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必然影响企业对研发支出投入的动力。因此,提出假设1: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R&D行为上的表现更差。
2.知识产权保护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本文对法律环境的考虑主要是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视角。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提高了研发投入的期望收益,并且减少了企业为研发项目融资的难度。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政府直接控股上市公司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其R&D强度与法律环境的正相关性比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强。
3.政府投入力度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由于间接资助是以奖励的方式,因而明显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将探讨政府直接资助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直接资助是政府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研发活动的一种事前支持。因此提出假设3:政府直接资助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增长,相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言,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R&D强度与政府投入的正相关性更弱。
4.金融市场环境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假设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企业的融资活动水融,虽然在金融市场环境完善的地区,企业融资难度减小,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企业多数为中小企业,它们在贷款使用上侧重于“短平快”的项目,这削弱了高水平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因此,提出假设4: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不一定会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考虑上市公司在会计核算、内部管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比非上市公司要相对规范,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早期在深沪上市的企业年报中很少披露R&D支出信息,本文主要考察近三年(2007―2009年)的上市公司R&D支出行为。研究所用样本为2006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剔除年报中未披露研发费用的企业,被ST、PT的企业以及部分数据不合理的企业,研发费用来自年报数据,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的CSMAR数据库。制度环境的相关数据根据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9年报告》收集所得。使用excel进行数据处理,使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三)模型建构和变量设计
为了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
R&Di,t=α0+α1Gov+α2Nai,t+α3GovFundi,t+α4Insi,t+α5Roei,t-1
+α6Levi,t+α7Sizei,t+α8Inti,t+∑α9Indi,t+∑α10Yeari,t+εi,t
表1为变量解释。
(四)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表2可知,上市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较低,均值为0.9%。为了考察政府干预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把样本企业分为两组:一组是政府直接控股的企业;另一组是非政府直接控股的企业。比较两组企业的R&D投入强度表现可以看出,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均值为0.6%,而非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均值为1.4%。初步说明了政府干预明显降低了企业的R&D投入强度。
(五)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因素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R&D强度影响的差异,分别对政府控股样本和非政府控股样本进行了单独检验。 从表3可见,GovFund 均与因变量正相关, 但在非政府控制样本中GovFund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而政府控制样本中GovFund 的回归系数在5%以下水平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3。
IGov在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1%以下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在非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10%以下水平显著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1。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研发行为主要受到政府产权上的干预,而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研发行为主要受到政府资金上的干预。由于政府对其研发活动资金上的扶持相对较少,因而其研发投入也较少。
ILaw在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5%以下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在非政府控制样本中与因变量在5%以下水平显著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2。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会有效刺激高科技企业的研发行为。而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研发项目融资的难度较大,创新人才不足,使得其主要是以模仿创新为主,当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时,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模仿的风险加大,从而导致其研发行为的减少。
IFin在两组样本中均与因变量在5%以下水平显著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研究假设4。
Roe在两组样本中均与R&D强度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效益好,则愿意而且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活动,以期通过更多的创新产品带来更大的收益。
Lev对于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所起的作用不同。对于政府控股的企业,Lev与R&D强度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高负债的国企将会作出相对谨慎的创新投资决策,尽量规避风险,实现短期效益。而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受政府资金扶持不足,会产生更大的负债进行,由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利益目标的追求不同,非国有企业追求的是价值最大化,因而非国有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在研发活动上。
Size和Int对于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所起的作用相同,均与R&D强度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大公司在创新活动中要比小公司承担更大的风险,随着无形资产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会随之减弱。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R&D支出数据,在控制了企业自身特征和行业特征的条件下,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背景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研发支出行为,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效果也会不同。通过本文的讨论,有助于增进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认识,要综合考虑不同产权企业各自的特征,合理改善制度环境,使得二者能够实现和谐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由于本文以同时披露了R&D投入和政府投入(专项应付款)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二是本文制度环境的相关指数是根据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9年报告》收集所得,报告中公布的是2007年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本文对后两年的指数考虑均以此为标准,这对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上述局限使得理解本文的研究结论需要谨慎,同时也是未来研究可以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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