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从山西流出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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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大省”的山西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又把人们带回到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称雄的时代。随之，有关山西的一切也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其中，许多观众对人们早已熟悉的“乔家大院”――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到《乔家大院》，所谓山特的“大院文化”又被人们所热议，并旁及到“晋商”人家收藏的古玩等。如此，这就是一个说来话长的话题了。
众所周知，黄土高原表里山河的山西其历史文化一向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即它的历史可以从旧石器时端而历经尧、舜、禹以及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直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到了秦汉以后，山西的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灿烂辉煌，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以及艺术性也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华夏5000年的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山西也是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某种程度上说，它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一个“主题公园”。三晋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就以文物为例，山西一向被称为是“文物大省”，宋、金以前的地上文物，山西占到全国的70％左右，而遍布于山西全境的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古迹则有如镶嵌于历史长卷中的颗颗明珠，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从最具代表性的说起吧：西侯度遗址，那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之一；陶寺遗址，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诞生地之一；晋侯墓地玉器，是迄今发现西周时代等级最高的玉器；晋侯墓地，则是1992、199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古文化遗址，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之一；在闻喜县出土的“刖人守囿挽车”，那是西周最有代表性的青铜作品之一；在太原发现的娄睿墓壁画，是北齐绘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春秋时期最大的鼎是山西出土的“镬鼎”，它出土于太原南郊金胜村的晋国赵卿墓，也即迄今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太原隋代虞弘墓，更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珍贵的资料，它是中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在发掘出的汉白玉石椁上，其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有些画面还有明显的袄教内容，因此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黄河蒲津渡遗址，是盛唐时期最大的桥梁工程；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殿堂型建筑实例；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是中国仅存的辽代建筑模型；应县木塔，是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塔；芮城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元代最杰出的壁画作品之一；大同九龙壁，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琉璃照壁；平遥古城，是中国最具古城风貌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琉璃古塔；解州关帝庙，是中国最大的武庙；等等。
然而，一旦时运迁变，古物的命运也和民族、国家的命运一样，“文物大省”的山西其文物的兴衰也有一段锥心泣血的历史。比如电视剧《乔家大院》势必要演义到“晋商”的衰败，所谓物随人运，正如谢兴尧先生在《堪隐斋随笔》中写到“书林逸话”，就由不得要说到旧时代“丧乱之余，各地方之世家巨族，昔日收藏，大皆流出”，如“鲁之潍县，晋之汾阳，豫之开封，凡所号文物之邦，一邑之地，即有北京‘出外’书贾数十人之多”。他还提及当时收书人“到太原必至汾县”云云。这就是那段悲惨历史的开始了。
“聚珍斋”李老板的“耗子经”
且不说《金瓶梅词话》万历刻本、《永乐大典》残叶、《西游补》、《红楼梦》甲辰本等等珍贵书籍的流出，“晋商”衰败之后，山西古玩大量流出，遥自清末民初开始，北京琉璃厂结队而来的文物商贩年年必赴“晋商”子弟人家聚居的晋中一带，此后也仿佛是定例，且鲜有空手而归的。其原因就是：“晋商”衰颓矣！“票号子弟”（与“八旗子弟”同时代之产物）沉沦矣！这就给文物商贩一夜暴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也留下一些至今京城文玩圈内不绝的谈屑话题。
比如，有家琉璃厂“聚珍斋”的李老板经营珠宝、钻石、翡翠，这些玩意儿，“晋商”发达时不算稀罕，几家“大院”珠光宝气满屋子都是，说起来吓人一跳：竟为防人盗窃，索性将上千斤的金银熔成球团，名为“无奈何”――拿不走、切不开，于是便成了“大院”的镇物――财富的象征。后来这也成了外界对山西人“守财奴”的一个印象，所谓“老西”的调侃，意思就是他手里拥有大量的“资本”，却不去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当然，所谓“资本主义”，也就无从开拓了。
曾经到过山西考察过地质的德国人李希霍芬称山西人为“中国的犹太人”，而“犹太人”一词在西方的种种解读中，就有“贪婪”的代名词之谓，如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等。鲁迅着意于“改造国民性”时，也从人们口中知悉一些“老西”的谈闻，说给别人听，就有一个“没奈何”的故事，那是他说给日本友人、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听的。
却说后来“晋商”没落，李老板就常年驻守太原、太谷，居年有常，他慢慢摸出了一个门道，又“发明”了专门针对“晋商”故家的生意经――所谓“耗子经”。
这“耗子经”起自李老板对“大院”人家的刻意观察：海通之后，“阿芙蓉”（鸦片）也由广东经河南逾太行而来，“晋商子弟”被其“征服”，未几“大院”里外皆香烟袅袅，久之雪上加霜，吸食那可是无底洞呵――慢慢就经不住摆谱了。李老板深谙“大院”人家的起居和脾性，必待其窘迫不过，方与之交易。
他是如何知晓的呢？原来李老板胸有成竹，每入“晋商”人家，必先上下打量，耳听目观：这“观”，老财面上有无菜色；“听”，屋棚上有无耗子声。如果是面有蒿莱之色，这就是说：那人家快撑不住了，这好说；那么，耗子声却是从何说起的呢？原来山西人家居家隔年要重糊顶棚一次，若换得勤，藏身棚上的耗子就少，家境败了，又贪上“白面”，棚也不换了，耗子就多得成灾，一来二去，下面的人手持“太谷灯”吸得呼噜噜响，上面的耗子也从顶棚纸隙间的“二手烟”中消魂夺魄地享用一番，烟饱气足，每每异常兴奋，疾走欢跳。若是这个场景，李老板就明白了：这还不到谈生意的火候，因为山西老财尚有余财和定力支撑其享受“口福”。必待得一个涕泗横流、无精打采的主顾，又伴以一个悄无耗子声息的败棚――这就等于说：连耗子也经不住断烟之苦，或乔迁有烟人家去也，或竟蔫倒在败棚一隅微喘矣。
到了这时，李老板明白：这时候谈生意最好不过，你尽管砍价，老财没有不从的。凭了“耗子经”，京城的“聚珍斋”火了。后来琉璃厂的同人歆羡不已，百般打听那秘诀，有一次李老板得意漏了嘴，从此“耗子经”成为厂甸古玩店的“经验之谈”。后来到了1931年，“文友堂”从晋中的介休（一说平遥洪堡村）购得了一部万历本（词话本）的《金瓶梅》，花费却仅仅是10元钱！到了北京，你猜怎么着？2000银元卖给了北图（现藏于台湾）。后来北平学人以“古佚小说刊行社”的名义影印此书，合印120部，每部就是30元呢，当时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为此还定购了一部。
“聚珍斋”的李老板，叫李仲五。
文物奸商大肆倒卖文物
也是在京城的琉璃厂，有一位有名的文物奸商叫岳文轩，解放后被镇压了。
岳文轩旧时在山西贱买了不少青铜器、法花（即带釉陶器），这些东西有不少现在在法国巴黎的古玩店中仍然可见，然而最让人痛心的，是他居然把云冈石窟的佛头也敲下来卖给外国人了。
七七事变前，岳文轩把一尊仿制的北魏石佛头像卖给一个美国石油大亨，定价3万美元，待交货后那位大亨在生日“拍脱”上摆谱，向来客展示、炫耀“中国大同的释迦头”，众人自是且愕且叹。忽然，一位记者看那石佛头像眼熟，就凑到大亨身边，耳语说：“怕是赝品吧？我在大同见过原物，它在那里矗立着呢。”大亨一惊，急嘱下人向岳文轩退货。
岳文轩不甘心，奸商的本性发作，他顿生一恶计：不惜把原物毁掉，让大亨查无确证。于是，他以3万美金的十分之一用作贿金，买通镇守云冈附近的军人（据说是曾盗挖慈禧太后陵寝的孙殿英部），一声炮响，炸碎了石佛头像，然后拍电报给大亨，称是那个记者瞎了狗眼，是恶意中伤，如若不信可遣人来验查，若有原物在，则当下退货，且甘领处罚；若否之，则请加付名誉损失费云云。
后来大亨果然遣人来取照，以为确凿不误，遂视赝物为原物，且高悬堂上，用以张扬其之富有。奸商之心狠手辣，可见一斑。
这还有龙门那块“帝后礼佛图”外流的一案，它也是岳某勾结军人砸下，据为奇货，再广为复制，以“真品”售人牟利的。
当时还有一家琉璃厂的“同益恒”古玩店，也在山西采买古玩，转售于洋人。一次，它诡称购得北魏佛人金造像，而求购的洋人也是“外行”，受了欺骗，以为那就是秦始皇“十二金人”之一，于是巨款购入，简直是个“大傻帽”。此后“同益恒”老板尝到甜头，不能自已，又化装成“道士”跑到武周山，以“正一教”道长的身份唬退当地“道观”的看护道士，大肆盗取窟内头像，手段不让岳文轩稍许。
当时琉璃厂还有一个叫夏锡忠的古玩商，相传专门就是鉴定、经营云冈被盗石佛头像的。
流出的山西文物藏家不乏大人物
据说周代古物，山西地下颇为丰富，如现在富丽堂皇的上海博物馆，其压库之宝就多系此物，而载之于文献，如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考》、李泰先生的《痴庵藏金》，以及近代山西实业家梁上椿撰写的《岩窟吉金录》，书中都有收录。
却说山西古玩的收藏分布，晋北多地下文物而出土被盗卖，晋中则多地上古玩而被“大院”人家藏之，后来各地古玩商出入山西，每有收获，也多有有关的谈资。
如清人雅好文玩，莫过于端方其人。端方就是古玩大家的所谓“午桥”先生，他有收藏古玩的名斋，且官职是曾执掌陕、鄂、苏、湖广、两江、直隶等的大员，有的是收藏的资本。后来他在铁路督办大臣的任上入川弹压保路运动，不料被义军诛杀。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端方之死，如盖棺论定，可以从长计议，即人是复杂的，端方曾率队考察西方政治，归来力主“行宪”，成为清廷中的“新潮”人物，再以尊崇学术（学者刘师培就曾在其幕府内充当师爷）、文物收藏而论，他也是一位大家，比如他曾翻拍过太原白行简的一篇妙文《大乐赋》，也买过晋中的若干文物，其一是所谓“昌化十二石”。
原来，印石最名贵的，堪称田黄（福州寿山所出）、鸡血（浙江昌化所出），它们的价值数倍于黄金。昌化石，最有名的叫“十二石”，它可曾了得，《说印》云其：“中华文物之菁英，天壤之尤物也，原为晋人某富室所藏，石作四副，以大小分甲乙丙丁四级，每副皆两方章、一引首章”。“十二石”，合十二石，重82两，端方死后，此物不知去向。
又有《王羲之临诸葛亮远涉帖》，亦是从晋中流出的，此帖有翁方纲据《宣和书谱》题签：“仅见于元人破临安所得宋故宫书画目”；又有跋云：“晋唐人学古书者，意趣潇洒，如芙蓉沿岸，自有一种清味，令人爱之重之不容置。”然其真否？如何流传等，皆不知矣。“书圣”王羲之，相传其“一字千金”，此帖据传有27字，当得何价？
当然了，古玩作为财富的象征、投资的渠道，自古就多有造假者。琉璃厂曾有一高手，竟将仿造的“康熙官窑”瓷器故意放在一晋西北破落人家中，随后放出口风，诱使同行的商人嗅踪而来，果然就有入彀者，结果看走眼，以上等官窑价购去，到京后想转手高价售于人，被人说破（有标记），又被人嗤笑，最后羞愧难当，竟活活气死。商家竞争，出此毒计，亦非昔日所鲜见矣。
以上谈屑，不过是“文物大省”山西文物从前遭遇的一抹掠影而已。如今说起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山西正在以新的面貌展示于世人（如今现存的山西古建筑多达18118处，而包括“乔家大院”的一批山西民居也已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至于文物收藏，山西也已有了现代化的博物馆），所谓今非昔比，令人为之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