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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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喝的被污染地下水

工业化、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走的路，然而水资源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一。水污染加剧所构成的水危机也已经成为21世纪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200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9个单位的地下水污染领域技术人员启动了“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经过4年多的调查，评价结果显示，全国大、中城市浅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污染，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导致地表污水侵入，致使地下水污染加剧。而防止地下水污染的办法，首先是减少地表水的污染，其次，应减少地下水的过度开采。

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市每年超采1亿立方米地下水的速度，以及基本上遍布全市近600眼自备井无计划地过度开采，使城市实际用水量早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水资源担负能力，自备井无计划过度开采，也直接加大、加快了城市地下水漏斗的扩大和地下水位的速降，鉴于此，石家庄市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逐步关停市区自备井，保护城市地下水资源的议案》，提出了省会自备井关停与地下水限采工作实施意见，被市政府采纳。

工业化加重地表水污染

水污染问题伴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据《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具体到城市，水质状况也不容乐观。比如，广东省自然雨量充沛，但却形成了“经济发展――水体污染――水质下降”的恶性循环，似乎经济发展越快这一问题就越突出。《2008年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珠江口近几年来一直是该省污染最严重的海域，并成为继渤海湾后全国第二个污染最严重的海域，荒漠化趋势在扩大和蔓延。珠江出海口污染物年入海总量都保持在200万吨以上，广州、东莞、中山几乎全部近岸海域被严重污染，深圳西部海域、珠海部分近岸海域也被严重污染。而广州人“守着珠江没水喝”只是珠三角经济区生态困境的一个缩影而已。

再比如，作为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太湖流域，曾是我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节水和治污措施的相对滞后，近20年来全流域河网水质污染不断加剧，水体环境日趋恶化，出现了3000多万人口守着2300多km2的太湖而“水多用难”的尴尬局面。

就此而言，中国治污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治污要义与可持续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发达国家二三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老的污染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

如何协调好水资源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进行严格的排污标准和新的污水处理体系建立。否则，制度的短板抵消了技术的高深――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中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效果甚微，而治理资金变成了“唐僧肉”，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对此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针、技术路线出现了偏差。

“就水论水，强调用工程与技术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忽略了源头上的节水减排。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运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陆地上的排污截不了。”这就是中国治污的现实困境。

其次，我们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一些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注重末端治理的老路。

今天的中国已经行不通了，我们必须摒弃“三高一资”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出一套，低能耗、高附加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模式。

水是城市的灵魂，水是人类赖以生活、赖以生存的源泉，还城市一片绿水蓝天，让“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美好风光走进我们生存的每一片土地、每一座城市。

链接1 他山之石：国外城市治污经验

布宜诺斯艾利斯：公私合作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严重缺水，污水处理系统基本瘫痪。因此，他们大胆地把城市水系交给私营的法国苏伊士里昂自来水公司管理。自1993年后，该城用水恢复正常，水价回落到普通市民可以接受的水平。

在8年时间内，在不提高水费的条件下，法国苏伊士里昂自来水公司将布宜诺斯艾利斯200万居民纳入它全球的饮用水系统，并使100万居民从污水处理工程中受益。这个城市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污水处理问题的方法，即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合作。

马萨诸塞州：发行债券

美国马萨诸塞州发行债券为污水处理项目提供资金，为社区提供的污水截流、处理和处置的一整套服务。水资源管理局MWRA服务于波士顿和周围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马萨诸塞州是典型的大都市机构。当污水服务区全部都位于一个城市内部时，普遍是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的市政局来建设和运行污水处理系统。在美国，法律不要求污水处理机构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在城市地区，按照州法律，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建立污水处理机构是相当普遍的。

芬兰：依法治污

素有“千湖之国”美誉的芬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工业污染问题就已经十分严重，为治理污染，芬兰政府通过立法限制污染物排放。1962年，芬兰第一部水法诞生。各级水资源管理和环保部门依据水法，重点对严重污染水源和空气的造纸、纸浆、化工和金属工业企业进行综合治理，规定限期建立污水和废液处理系统，逾期没有达标的企业被课以巨额罚款、停产整顿甚至被关闭。

为了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从1992年起，芬兰政府对工厂企业实行环保许可证制度。工厂企业在设计规划阶段或更新扩建以及使用新原料时，必须向有关当局申请环保许可证，得到批准后才能投产。环保许可证对各种排放物进行严格限制，芬兰环保部门有权随时获得工厂企业废水或废气排放的有关资料，以便对企业是否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进行监督。这些有力措施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湖泊、河海和地下水的质量有明显改善，使水污染问题得到及时治理。

链接2 近水楼台：国内城市治污经验

佛山：公众力量为政府撑腰

广东佛山市民，饱受汾江污染之苦，在此情况下,佛山通过媒体、广告、论坛等载体,发动市民参与保护母亲河等活动,激发市民保护母亲河的诉求,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利用百姓的呼声,佛山也增强了与企业博弈的筹码,尽管在要求关迁的企业中,有些是政府的纳税大户。因为有庞大的公众舆论为政府撑腰,在综合整治汾江的过程中，关迁污染企业99家。关迁并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赶走污染,在“只赶走污染,不赶走企业”的思路下,佛山对污染企业采取了整体关迁、关闭废水生产环节和改造升级实现污水零排放三种措施,这也使得本应关迁但通过减排达标而保留的企业达到13家。

唐山：集约经营

唐山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污水公司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业主负责制，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主要负责市区排水管网的建设与维护、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与运行管理，以及收费、还贷、污泥利用、中水回用等。通过4年运营，形成政府依法监管，企业依法自主、独立运营的管理模式，增强了污水公司的经济实力，使企业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南京：市场运作

南京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按市场化模式成立的水务公司。2000年12月成立以来，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这家公司承担了包括金川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南京市城北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城东污水处理厂工程等在内的多个水务项目。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使南京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得到迅速提升。按照规划，这些项目全部完工后，南京市的污水日处理能力将达129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将达8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上海：价格调节

上海属水质型缺水城市，污水治理的负担十分沉重。目前，上海启用价格杠杆进行污水处理，并实行新的综合水价。上海调整排水费标准后新增的收入，主要用于新增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营成本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