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化环境下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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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各地电视台走市场化发展道路，迎合时展潮流的大众文化应运而生各种娱乐类节目充斥着电视的荧屏，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质量上的问题，如节目形态过度集中于娱乐节目，导致观众选择范围缩小或追求高收视率，照搬境外或他台创作的节目，一家创新、多家模仿、观众厌烦的恶性循环，损害了电视节目原创者的积极性。国家广电总局在2011年7月专门召开了“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随后的10月21日，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限娱令）引起人们广泛热议。本文旨在从“限娱令”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影响效果及对今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启发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限娱令；节目形态；意义建构；行业自律
一、娱乐作用未必致死，限娱令限制利弊并存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曾提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目前也许正在限制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但是也有可能正在走向另一个让人恐惧的文化监狱。“监狱”和“滑稽戏”都在泛娱乐化环境下值得人们的关注。“泛娱乐化”是资本控制下信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资本要求媒体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信息的利益相关性降低――传统的高利益相关性信息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信息全球化打破了这种制约。利益相关性直接影响到大众的信息获取动机，而娱乐是最能与大众建立一定利益相关性的传播内容。
在中国追溯“限娱令”的诞生历史便可发现从最早的《流星花园》禁播令开始，“限娱”已走过十多个年头。200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港台艺人在内地不能固定主持一档节目，而只能以嘉宾的形式客串，且一台节目不能有两个以上港台主持人，连续主持不能超过三次。对港台地区艺人在内地综艺节目的限制不仅是主持，大型晚会和综艺节目港台艺人不能超过五个，具体是不是五个可能需要再查资料，但肯定是有数量和比例的限制。报批的流程也非常严苛，台里向本地的广电局报批，包括“哪个艺人要上哪个节目，唱什么歌，歌词内容是什么。提前报审是必须的历经环节，电视台有专门的报文部门，哪几个港台艺人要来，形式是每期都有，还是只参与一期。审批的标准与该艺人近期的活动密切相关，如有没有违反宣传记录，在港台地区的活动是否太过负面等。如今“加强版限娱令”新鲜出炉：卫视每年新引进的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超过1个，不得在黄金时间段播出；每季择优选择一档歌唱选拔类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限娱”确曾带来积极成效，海外剧限播刺激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繁荣，限制海外版权引进促使电视台自我创新。但是，国内电视剧繁荣的代价是雷剧横行，对于研发力尚需长期建设的国内电视台来说，显然“山寨”更为符合效率原则。国内娱乐节目的减少，人们并不是没有其他渠道观看娱乐节目，网络的全面普及，港台综艺娱乐节目则会给观众带来更多选择，当人们的娱乐需求在电视上无法得到满足，因而会去寻求第四媒介――网络渠道去捕获信息，“限娱令”表面是限制电视台，其实限制的是观众选择权。每个观众的欣赏口味不一样，是其正当权利。电视节目归根结底是为观众服务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观众提供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是电视台的责任，也是真正的“立台之本”。当有关部门对电视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时，忽视广大电视观众的权利，不能以一己之好恶代替广大观众之好恶。电视上的娱乐节目，虽然属于广电总局管理的范畴，但是这些电视娱乐节目，不是专门给广电总局“定做的”，它们需要面对的是十几亿电视观众。这方面看广电局的限娱令所产生的效果会差强人意。从优酷的点击可看到一些台湾的娱乐节目点击量随着年月增长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电视媒体借大众传播显现的优势功能，所以广告价值被估值很高，而视频网站由于用户体验广告可以屏蔽，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过滤广告，及视频网站的使用群体特征独特性，使用网络作为主要渠道正在逐步发挥着比电视更多的优势。
二、娱乐大户与限娱过招，出台规定面临考验
面对“限娱令”，各大以娱乐类节目撑腰的卫视立即出台应对之策，“力保王牌节目”、“调整播出时段”、“撤换部分节目”等成为大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如湖南卫视力保《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两档王牌综艺娱乐类节目。无论从节目关注度、观众忠实度、主持人影响力以及广告招商价值上，这两档节目的确堪称湖南卫视的“门面”。被力推的新栏目则包括《平安2012》和《平民英雄》，前者是以日常容易忽视的安全问题为切入口，具备新闻元素的生活安全服务节目；后者主要是挖掘平民英雄事迹。四年前推出过的《变形计》如今再度回炉，依然主打角色互换，体验对方生活，获得成长感悟。知识服务类、亲子互动类、法制故事类都将陆续有新节目推出。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节目编排的新方案产生之前暂时不变，保留与撤销的节目由江苏卫视广播电视台决定，主持人孟非在《非诚勿扰》的开场白不知何时已改成“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而不是最初的“婚恋交友类节目”以规避被划分到要控制的“相亲类”节目中，该巧妙的举动显示出了对“限娱令”的变相执行。《中国达人秀》和《非诚勿扰》的节目过招方式趋于一致，在东方卫视成功举办过两季后，第三季仍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但在宣传口径上也是尽量避免“选秀”、“海选”、“比赛”等“限娱令”中的敏感字眼；另一档收视较高的《百里挑一》成为《中国达人秀》之外力保的栏目。
三、提高节目质量为根本，重视行业自律是保障
在公共领域中人人都有可能在接受讯息过程中充当“把关人”角色，但人人不可能都是警察。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如果公众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维护，媒介传播庸俗信息，政府可以通过颁布一些法令来介入媒体的运作，为此限娱令的出台救市解决电视节目因过分追求收视率和广告收益而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的一个有针对性措施。媒介在进行报道传播信息，提供节目的内容应该遵循法规的约束，积极主动提供更加有益于公众文化品位，媒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拒绝唯利是图的收视率，为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而降低信息品质的做法。
纵观“限娱令”中的一些规定：扩大新闻节目的比重；每天新闻节目不低于两小时；卫视必须开办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节目；限制婚恋、综艺、情感故事、脱口秀、真人秀等节目的数量和播出时段；卫视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末位淘汰制，使用末位淘汰制让媒体人意识到模仿对象，树立危机感，以提高媒介素养的高品质节目替代庸俗无益的娱乐节目，以特色精品节目的收视率提升带动整个频道栏目的收视率的提高。“限娱令”的出台并非限制播放娱乐节目，初衷是防止电视节目整体风格过度娱乐化。单个节目可能过度娱乐化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而当今所处在泛娱乐化的时代，娱乐性较强的节目过于集中，影响了栏目频道的整体印象，总量呈过度娱乐化倾向，需要加以调控。有些节目类型并不属于娱乐节目，一味追求高收视率在制作过程添加了娱乐元素，没有把宣传教育功能放在首位，拒绝承载社会责任，媒体主流价值观的倾斜，冲淡原有主题，淹没节目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因此，媒体人要具有行业自律，从娱乐节目的制作内容到播放下足功夫，建立严格审查制度，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减少节目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对青少年身心带来的影响，营造一个和谐良好的社会氛围。（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