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沉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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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独立制作、转型、吸毒、又戒毒后的张元越来越像那些被他记录下的纯真、善良，诉说着无力又怀揣着憧憬的剧中人。

张元先生穿着大T恤、大短裤晃悠过来，眼睛大，头发卷，人胖——和许多大胖子一样，站直后低头很难看见自己的脚尖。

在陈凯歌的《搜索》轻松越过5000万票房的7月的那天，张元饶有兴趣地向《人物》记者打听着观后感。当听说高圆圆饰演的女一号既没有闺蜜和男朋友，也不和老板睡觉时，他说，“大年这回是栽了。”他不能理解，20年前曾一起合作《北京杂种》的资深编剧唐大年，怎么会在都市题材背景下，写出一个不食烟火的小龙女似的姑娘。“长成高圆圆这样的，还一个人，你信吗?”

不犯困的时候，张元很容易表现出这种穿透现实的清醒与锐利。他阅历丰富，执导18部电影，并在国际上数次获奖，1990年因为独立电影而蜚声国际，1993年因为参加海外电影节被广电总局封杀。1997年递交检讨重获拍片权，2003年涉足商业片折戟沉沙，2008年涉嫌吸毒被抓。

吸毒事件过去5年后，49岁的张元再次进入媒体视野，不是因为新片，而是因为犯困。

6月19日的一次电影节活动中，当贾樟柯、王小帅等人竞相谈起华语片的救赎时，宿醉的张元一直在和眼皮较劲，在摇晃了几下脑袋后，他睡着了，台下已经有人在捂着嘴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张元并不太熟悉。当陆川哭诉“我们必须强大，我会用工业的方式、不撒娇地去做下一部戏”时，张元惊醒了。

张元总是犯困，他在犯困中拍完的新片也在胶片盒里沉睡，近3年中他唯一拍摄完成的电影《有种》，已经在胶片盒里等待了5个多月，还等不到院线的档期。

“张元可惜了。”对于张元的现状，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的答案有些残酷，他对《人物》记者说：“如果把握不住机会，张元也许就只能再拍两三部电影了口”

喝一点儿酒来让自己兴奋

在拍摄《有种》的两个月中，张元大多数时间都手握酒瓶。

2010年的一个冬夜，灯光、摄影全部准备到位，导演张元却没来。北京的四惠桥下聚集了50多个演职男女，厚厚的羽绒服上面，每个人都有着一张愤怒的脸。

这并不是张元第一次误事。曾经有一次，因为要客串一名酒鬼，张元决定喝上一口入戏。所有人都替他捏了把汗，眼看一瓶威士忌见底儿，有人偷偷给他兑进了饮料。“怎么成绿茶了。”机器还在运转，张元摇晃着酒瓶。虽然他努力想证明自己没有问题，但从低垂不起的脑袋下面，传来的只是一句句车轱辘话。这场“表演”过度的戏最终被整个删掉。

这一次，一个小时以后，张元还是来了。当汽车在四惠桥下停稳时，大家觉得不对劲。车门打开，走下来的只有司机，张元醉在副驾上。1.8米多的身高和200多斤的体重，让每一次试图把他拉出来的尝试，都像是给他的胳膊做放松。气温降至零下，有人开始跺着脚骂街。两个小时过去，副导演决定对着汽车开拍。剧情不算复杂：几个在桥下对着一辆汽车撒尿的打工仔，与车主之间的一场对骂。张元的汽车正好是剧中的道具，“你这个傻×!……”

谈起醉酒，张元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停顿了几秒后告诉《人物》记者，“我喝酒，主要是小时候得过哮喘，吃过一些含有左旋安非他命成分的药，后来就让我患上了嗜睡的毛病，所以有时会需要喝一点儿酒来让自己兴奋。”

张元还住在10年前就住着的工体附近那栋六层的老式居民楼里，依然没有自己的车位。因为家具不多，工体的老房子里显得有些空空荡荡，一张标注着分镜头的白板和两个并排摆放的监视器，各自抵着两端的墙面。

现在，经历了失败的商业转型9年之后，张元的新片回到了老路上。他说：“《有种》就是20年后的《北京杂种》。”

20年前，《北京杂种》曾为他赢得了新加坡电影节的评委会奖。这部一口一个“你妈X”、“X你妈”的电影，以崔健、窦唯等摇滚青年为主角，用半纪录的形式，真实地描绘了1990年代初期北京街头的混乱与肮脏。

而这次，《有种》的演员是海选来的普通人，选择标准是：不能有正式工作，流浪的和学生都行。

张元的好朋友及《有种》的主要投资人，“文化中国”公司的董平曾力劝张元“灿烂的东西不能没有”。张元没听进去。“我当然知道什么是你们说的主流价值观。是不是以成功为标志?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都是在吹牛。”坐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他点了根烟。“我拍电影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捕捉到真实。”他多少有一点儿生气，“就算没有人给我投钱，我自己也可以用自己的几万、几十万照样拍电影。”

我觉得真是一个悲剧

张元依然记得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时，老师对他的不满。“上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你交的都是导演系的作业。”作为一名摄影系的学生，张元交上去的照片总是在讲故事，从不突出对光线、空间掌握的技巧。作为85届的同学，王小帅知道这个胖哥们儿早晚会转为导演。

1989年，张元有了机会。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拍一部叫《妈妈》的电影，希望他能过来做摄影师。后来制片厂缺钱，片子黄了，张元决定自己来。他四处去拍广告接活儿拉赞助，半个月后张元凑齐了10万的预算，当张元问帮助他修改这个剧本的朋友王小帅，自己能不能做导演时，王小帅告诉他：“肯定行!”

张元也找对了出口：奔赴国际电影节。这是一部足够吸引老外眼球的电影，简述单身妈妈独自抚养智障儿童的故事。张元只拍了14天，一改过去传统温暖的叙事风格，在黑白胶片的故事主线上，加入了大量前期的彩采访资料。他还特别添加了单身妈妈在夜晚悄悄的镜头。

半年后，《妈妈》获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并通过出售海外版权收回了成本，还拿到了10万美元奖金，正是用这笔钱，张元接着拍摄了《北京杂种》。他很快成为了各大电影节的常客。此后他如法炮制，依次拍摄了《广场》(纪录片)、《儿子》、《东宫两宫》、《疯狂英语》(纪录片)等多部作品。虽然均未在中国公映，但每部都可以卖海外版权卖到40万美元左右。

很难责怪张元投机，如果不靠题材猎奇与奔赴海外电影节，他几乎不可能得到执导电影的机会。那时中国还延续着前苏联的管理模式，全国只有16家合法的电影制片厂，每家每年平均有十几个指标，在一部电影决定开拍的背后，往往是无数人在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