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蝴蝶效应》中的对话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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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蝴蝶效应》有很多理解和归属，众声喧哗，很难用某一种具体的类型评价和概括。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充满牺牲精神的救赎，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命运抗争的无奈和妥协。影片的丰富张力和各种不确定使其具有强烈的对话性。本文将用著名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多角度对该电影的人物和主题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对电影中的主人公身份的对话性和影片主题的对话性进行分析，为揭示《蝴蝶效应》的丰富内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蝴蝶效应》；巴赫金；对话理论；对话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对话”是巴赫金学术词典的一个核心词汇。巴赫金认为人的思维本质上是对话性的。“任何具体的个人，在世上都是惟一（不同于他人）而统一的存在，占据着独有的位置，所以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是人的独特性一面。”可是“我周围是他人的世界，我不能离开他人而存在。我的一切行为、思想、话语，无不与他人的行为、思想、话语交锋才得以真正的实现”[1]。（白春仁，1998：104）在这里语言绝不再是表达作者思想的工具，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可以脱离作者的控制而独立存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评论中有着最为明确的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的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够反抗他的意见。”[2]（巴赫金，1988：29）在影片《蝴蝶效应》中，我们很少看到有作者意识方面的控制或者引导，作品到处充斥的是主人公的声音。主人公埃文有着自主的意识，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而且主人公的身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问，这种疑问是对自身存在的质疑和对话。本文将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蝴蝶效应》的主人公身份、叙事结构、影片类型和影片主题方面进行分析，为它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
二、主人公身份的对话性
主人公埃文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疑。影片中有大量的信息可以证明埃文是一个精神病人，也有同样有力的信息来证明埃文只是一个拥有特殊天分的普通人。对于埃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体的问题，作者始终没有自己的声音，而是保持着沉默。作者赋予主人公“以独立、自具价值的声音，另一方面又能够真正倾听这些声音，像乐队指挥那样按照自己的构想把它们有序地组织在情节中”[3]，（凌建侯，2007：48）读者有足够的自由对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影片中埃文的身份的对话性。
（一）主人公是有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
影片自始至终反复重现和刷新埃文生活中的几个重要片段，每一个片段都对埃文产生致命的影响，足可以改变他的一生。作为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埃文对自己的父亲充满好奇，一直想见见自己的父亲。埃文的父亲是一位精神病患者，总是幻想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埃文与别的孩子一样平淡无奇，惟一的不同便是他有强烈的健忘症。母亲领埃文去精神病院看自己的父亲，父亲惟一的举动便是企图杀死自己的儿子。在埃文被救下来之后，父亲却被工作人员误伤致死。两位父子之间的对话别有深意。父亲似乎知道儿子以后的作为，他告诫儿子不要试图去改变什么，那样只能越变越遭，而且会害死自己的母亲。惟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结束儿子的生命，认为儿子不应该活着。
在这段故事中，童年时期的埃文似乎不像是母亲的孩子，而更像是父亲的孩子。作为正常人的母亲远不及作为精神病人的父亲对孩子的了解多。第二个荒谬的地方在于精神病的父亲对儿子的了解竟如此之深，似乎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父亲在首次见到埃文时就看到了埃文最终的选择。除此之外，影片似乎处处都在暗示埃文是位精神病患者。他通过自己的日记，可以穿越回到从前，从而改变现状。埃文为了救凯勒进行了多次的穿越改变，然而结果却一次比一次糟糕。当他三番五次穿越而惨遭失败后，他还要寻找日记本希望能够再次回到过去，从而改变现状，结果医生告诉他根本没有日记本，一切只是埃文在炸死凯勒后因为内疚而编造的妄想。
埃文只是一个普通人，影片中反复讲叙的几个故事无一不是给予埃文以深刻的创伤，而任何一个创伤都有可能让埃文精神崩溃。而且从最开始埃文与自己的精神病患者父亲如此相似也让人怀疑后边的一切故事是不是都是埃文的妄想呢？小说在此处是一个未完成状态，而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就是复调小说的一个标志”[4]，（庄琰，2011：105）也是对话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主人公是有清醒拯救意识的超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蝴蝶效应》有很强的因素证明埃文是一个有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在影片中我们一样可以找到同样分量的因素来证明主人公是一个有清醒拯救意识的超人。他是个有奇异穿越能力的超人，可以回到过去从而改变现在。埃文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非常清醒的，他的一切行为都是非常富有逻辑性的。埃文与父亲非常相似，是因为父亲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相反他是和埃文一样有穿越能力的超人。父亲要杀死埃文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儿子在长大后变得和自己一样痛苦，一样地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埃文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一次次地穿越回到过去，试图通过改变过去而改变现状无非是出于对凯勒深深的爱。他第一次穿越纯粹是为了不能接受这个世界没有凯勒的事实。当不满现状的埃文又一次回到过去，试图通过救活一条小狗而改变汤米的凶残性格时，他给了自己的朋友伦尼一块铁片，让伦尼在自己转移汤米注意力的时候，割开袋子，放出小狗。然而，事与愿违，伦尼却拿着铁片杀死了汤米。而伦尼也因为杀人而被锁在精神病院的床上。这有一个更清晰的证据，证明埃文是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而非妄想狂。埃文去精神病院看望伦尼，伦尼一言不发。然而在埃文满怀愧疚离开的时候，伦尼说“你是知道的，不是吗？”锁在病床上的伦尼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质疑怨恨埃文的所作所为。这句问话似乎表明伦尼是清楚埃文的特异穿越能力的，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是埃文穿越的受害者。伦尼的质问清楚地表明埃文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相反他是位有特异穿越能力的，可以改变人物命运的超人。
主人公埃文身份的对话性强烈地表现在埃文与作者平起平坐，埃文“作为独立的存在，是思想者，有着自主性的意识或自我意识，与作者的意识处在平等、对立的位置[5]，（胡经之，2008：227）到底埃文是何种身份呢，我们从影片中找不到有力的启示。
三、主题的对话性
电影《蝴蝶效应》把几个短小的故事，通过不同的方式反复讲述并通过埃文的一次次穿越变得清晰起来。也许埃文的种种穿越遭遇可以说明世界是一片混沌，然而这和影片表达出来的主题毫无关系。《蝴蝶效应》到底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主题呢？在这里作者给予作品和主人公极大的自由，没有任何的引导和说教，在作品中找不到关于主题思想的任何蛛丝马迹。巴赫金认为“存在就意味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 在长篇小说里，这表现为对话的不可完成性。”[2]（巴赫金，1988：128）而《蝴蝶效应》同样是一场没有终止的对话。影片设置有两种结尾，两种结尾的开放性赋予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主题特色，它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遐想。
（一）放弃带来的希望
埃文和凯勒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互不相认地擦肩而过。而埃文对凯勒最大的爱就是放弃对凯勒的爱。埃文和凯勒互不相识地在街头擦肩而过的结局，给整个阴霾重重的影片抹上一片淡淡的暖色。虽然埃文似乎认出那个就是自己为爱而放弃的凯勒，而凯勒也似乎感觉和埃文似曾相识。但是他们互不相识地离去，都带着淡淡的宁静和自信。
通过前面对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埃文有可能是位能够回到过去，从而改变未来的超人。剧中埃文也成功地改变了凯勒的处境，而影片结尾处凯勒和埃文不经意的对视，让观众对这对恋人拥有着无限的希望。也许下一秒钟，也许下一次，他们会找到对方，然后幸福地在一起。这是影片最为温暖的解读，虽然放弃，却充满了希望。
（二）牺牲带来的绝望
埃文找到了母亲分娩时的家庭电影，通过电影他回到了过去。他用双手掐住了脐带，结束了自己刚要开始的生命。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埃文。埃文是一个追求爱、保护爱的人，然而追求保护的最终结局是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一结局深深地展示了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和无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品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
通过第二部分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埃文极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影片就是一部精神病人的病例。没有人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因为他丝毫不记得自己的所作所为，紧靠几本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日记来维系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没有渠道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即使催眠术也帮助不了他。精神病人拯救自己的希望，拯救爱的希望陷入了无处可逃的困境，只有通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获得解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影片展示的深深绝望无以复加。
巴赫金所认为的对话性小说是“处在平等地位上的不同思想形象分庭抗礼，谁都不能说服谁，小说文本呈现一种分离倾向，具有激烈追问的风格”[6]。（俞超，张素玫，2005：121）而这两种主题，谁也不能超越谁，共同形成了《蝴蝶效应》独特的魅力和无休无止的对话。
四、结 语
《蝴蝶效应》丰富的对话内涵，赋予影片独特的意义，使其常看常新，回味无穷，也使影片因内涵过于丰富而无法归类。我们可以说它是科幻小说、一部心理分析史；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讲述为爱牺牲的爱情片，它是讲述对命运抗争的神话史诗，它更是一部悬疑片。
巴赫金欣赏的是“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任何独白式的概括都意味着精神生命的终结”。“在这个无限包容、无限自由的欢快统一体中，人们平等地存在，交流思想，永不终结，永未完成，并时刻期待他人的加入，期待与他人对话。”[7]（季明举，2002：25）而《蝴蝶效应》近乎完美地符合这样的标准。影片的众声交杂，作者和作品的相互独立以及作品内容的丰富内涵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对话性。这是任何一种独白式的电影都难以匹敌的。
[参考文献]
[1] 白春仁.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J].文学评论，1998（05）.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3] 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庄琰.当巴赫金遇到福克纳——试用复调理论解析《我弥留之际》[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
[5]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俞超，张素玫.复调小说主人公独立性问题试析[J].文艺理论研究，2005（04）.
[7] 季明举.对话乌托邦—— 巴赫金“对话”视野中的思维方式革命[J].俄罗斯文艺，2002（03）.
[作者简介] 云得煜（1964— ），男，河南新乡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新乡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