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记忆”的图书馆、档案馆合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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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档案馆）
摘 要：图书馆和档案馆都肩负着保护“城市记忆”的历史使命。两馆进行基于“城市记忆”保护的合作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必要性。两馆的合作应在明确合作目标和合作内容的基础上，采取“动态联盟”的模式开展。
1 基于“城市记忆”的图书馆、档案馆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1.1 相同的机构性质和工作职责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图书和档案都是信息的载体，都可以被储存、管理和利用。而图书馆与档案馆都是当今社会重要的信息服务机构，都是为储存和管理信息并提供信息服务而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两者的工作职责都是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它们宏观上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微观上根据不同的读者或者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
1.2 深入的理论研究是图书馆与档案馆合作的理论指导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就已开始了对图书、档案、情报一体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八十年代已经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图书馆界与档案界的有关专家认为档案、图书、情报同出一源，因此具有一体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如黄宗忠指出：“图书、情报、档案本是同根生，出于同一体。在古代，图书与档案融为一体，图书馆与档案馆同为一体。”[1]希涛指出：“档案、图书、情报都是知识的载体，属于文献的范畴”。[2]在管理模式上，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有的专家认为可以实行宏观上的一体化，微观上的三者主体制；有的专家提出分立体制，协作工作，组建统一网络。如周磊和郑燃提出“基于混合联盟的合作模式”。[3]
1.3 成功的案例为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合作提供了经验参考
自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以来，国内外图书馆界、档案界、文物界等都积极投身到“城市记忆”保护的工作中。在“城市记忆”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图书馆方面，如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的“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项目、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负责的“日本记忆”、荷兰皇家图书馆负责的“荷兰记忆”、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负责的“新加坡记忆”等，还有我国首都图书馆负责的“北京记忆”、台湾某图书馆负责的“台湾记忆”等等。在国内2002年青岛市档案馆率先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之后，武汉、柳州、大连、上海等十多个城市的档案部门也相继开展以保护城市文脉为目的的“城市记忆工程”。
2 图书馆与档案馆基于“城市记忆”的合作策略
2.1 明确合作目标
基于“城市记忆”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合作，是一种基于“城市记忆”这一内容，“城市记忆”工程这一项目的合作，而不是全方位的合作，更不是图书、档案的一体化建设。而基于“城市记忆”的合作具体目标应该是通过共同收集、科学整理、安全保管、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源互补、优劣互补，完善有关“城市记忆”的文献信息，实现信息共享，有效促进馆藏资源的利用。因此，图书馆与档案馆在进行合作时，首先应明确这一合作目标。
2.2 明确合作内容
明确了合作目标，那么合作内容就很容易把握了。记录“城市记忆”的载体既是档案资料，也是文献信息。那么，无论是档案还是文献从收集到整理到保管，再到数字化、信息化，最后实现网络共享与传递，每一环节都应是合作的内容。而要完成这些具体工作，首先应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以项目的形式对这一工作进行共同规划，资金共筹，明确分工，标准统一，设施共用。
2.3 采用项目动态联盟的合作模式
1991年美国13家大企业和美国海里大学LACOCCA研究所为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一份《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出：单个企业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自我调整的速度赶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为了解决这个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问题，报告提出了以动态联盟为基础的敏捷制造战略。[4]
动态联盟提出的基本依据是：单独一家公司，不管你是如何的庞大，技术是如何的先进，都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最经济的方式独自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因此，最佳解决方法就是强调合作，实现货源共享，优势互补，大家协起手来共同满足同一市场需求，共同获利。市场需求一旦终结，动态联盟即自动解散。[5]
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全方位的合并或者是馆藏资源的一体化。而基于“城市记忆”工程的合作是一种基于某一具体项目的合作。这种合作正符合动态联盟形成的基本动机，也完全符合“城市记忆”保护的需求。因此，图书馆与档案馆基于“城市记忆”的合作可以采取动态联盟的模式进行。图书馆与档案馆可以筹集专项经费，双方选派专人组成工作小组，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与通信技术，从规划的制订到资源的收集、整理、数字化资源，到最终的信息共享，每一环节都由该工作小组完成。工作过程中实现资源互补、优劣互补，设施共用。也就是说，其合作以统一标准、经费分拨、任务分工、联合编目、共享信息的形式进行。该项目完成后，此联盟也就自动解散。这一合作既可确保有关“城市记忆”的文献、档案内容和形式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更能有效节约资源，促进彼此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建立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的基础。
结束语
基于我国目前的国情，以及图书馆与档案馆之间的某些差异性，图书馆与档案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图书馆与档案馆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共同的利益就某一项目进行动态联盟合作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而“城市记忆”工程正是目前图书馆与档案馆最应联起手来，以动态联盟模式进行合作的重要项目。
参考文献
[1]黄宗忠.试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J].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6）：92.
[2]希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模式”[J].档案与建设，1989（12）：3.
[3]周磊，郑燃.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2（5）：45.
[4]贾平.企业动态联盟[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2-3.
[5]陈刚，阎国庆.数字城市：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88.
作者简介：蒋超美（1965-），女，h族，副研究馆员。
王灿荣（1975-），女，汉族，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