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而迷人的CPH-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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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能去哥本哈根对我而言是个因缘际会，也是个小小神迹。
十一前一天偶遇《黑金》导演MARC，他在做一个非洲和中国的项目，帮他联络了几个人，做了一些无效功：十一假期后一上班收到一封邀请函，哥本哈根纪录片节的，邀请参加他们2008年11月12―14日的纪录片论坛，落款：TINE，cph-dox的头，说是MARC推荐的。
在当当网买了一本哥本哈根小册子，知道从机场去中央火车站可以直接坐火车。将近10小时的飞行，到达哥本哈根是当地时间傍晚19:00左右，外面漆黑，下着小雨，边走边问，很顺利地坐上了火车。到了中央火车站，咨询处的铁路大叔非常细致，给我打印了一张详细地图，并告诉我如何左拐右拐，在广场的第二个路口碰到一个从阿姆斯特丹过来的荷兰女孩，正好跟我一个方向，她要去一家意大利素食馆，一直帮着我找到那条街道(longganggrade)，看见HOTEL 27的字样，心里一下子开了花。
酒店不大，但异常舒服。美美睡了一觉后，第二天一早从前台拿了一张免费地图，按图索骥找到了丹麦电影学院(DOX的主要场所)和DOX的OFFICE，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是KINGGARDEN――哥本哈根一个非常美的古老公园。
纪录片论坛――提案展示
本届CPH-DOX一共有13个提案，跟HOTDOCS(多伦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有点不一样的是，在这里呈现的提案基本上都是快完成的项目，不是预售融资，所以圆桌上坐着的都是各国发行商，上场后每个人需要介绍：我是谁，做什么，到这里来找什么。
第一场有四个纪录片项目，大豆王国，All Boys(男孩们)，Refugees of Tech-nooracy(电磁辐射难民)，Like a Pascha。台上的发行商有：美国Indiepix的Liz，法国Wide Management的Emel，巴塞罗纳EL Documental的Joan，美国ICA Films的Jonathan和加拿大Hotdocs的Sean。
我在第二场的评委团里，一起在台上的还有：德国Onlineflim的Cay，英国ICAfilms的Mark，美国Microclnem8的PatricK加拿大Hotdocs的Sean，和First Hand films的Esther。
我最喜欢的是Firsl Hand Films的Esther的介绍，她称她们是爱的劳工(Labor of Love)，她们最大的骄傲是她们持续不断在全世界销售多年那些充满爱的影片First Hand films的选片标准是，她们的影片让人笑，让人哭，让人相爱并让人学到点什么。当电影制作人带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给我们讲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还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故事，当他们带着我们穿过地狱再回来，当他们踏着彩虹和我们一起，当我们学到点什么关于这个复杂的世界，当我们跟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在他们的故事中期盼，微笑或者只是好奇，当所有的情感都传达出一个宣言，一个政治的宣言，一个人类的宣言，或者电影导演自我的宣言，当诚意和幻想充满在这些影像里，当……在一个小时或者二个小时后，故事达到高潮而结束，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中，能够发现一个跟从前再也不一样的世界……这样的影片就是我们在寻找的影片。
她们的每一句话都充满诗意，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连忙碌紧张的主持人都一下子记住了，第二轮再介绍都不用Esther自己开口，好几个人都在自动传诵这些诗一样的语言。
MARKET片库
MARKET PLACE设在丹麦电影学院的四层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二，三排桌子，大概摆放了不到20台电脑，登记注册后，你可以根据目录介绍任意挑选你想看的片子。
我看到里面有贾樟柯的《24城》，但点击了几次，都没能打开，不知道是片库没有备份还是因为要看的人太多。DOX不大，所以去MARKET看片的人也不多，最多的时候也就5，6个人。MARKET从早上10:00一直开放到晚上20:00，在片库里大概有将近400个新片。记得走之前，收到朋友的邮件，推荐了一个片子给我――《英格兰外科大夫》，她在邮件里这样写道：这张悲天悯人的脸，让我直觉它会是部好片子。果然，这是近期看到的最让人难忘的作品。
作为一个被看作拥有上帝般起死回生能力的外科医生，如何在做与不做之间取舍抉择?如何面对失败导致的死亡?或者如何区分勇敢和鲁莽，明智和胆怯的界限?很难。这是伦敦外科医生Henry Marsh在影片开始前的自述，也是这部极有人性深度纪录片的情感主轴。
Henry本身的性格就十分吸引人。尽管是伦敦首屈一指的脑外科医生，却仍然天天骑着老旧的自行车上班。他有着英国人特有的bloody humor，最担心的就是手术不当给病人带来损害，因为：“我是在人的思想感觉处动手术，稍有偏差，毁的可是他的人格。”自1992年起，Henry每年都要到乌克兰，带着整箱被英国大医院淘汰，但对当地是急需的医疗器械，帮助他的老友，雄心勃勃的lgor Kurilets诊治病人，培训医生。除此，还要处理许多极为危险的手术。影片跟踪他两个多星期在乌克兰的行医经历，记录了他为一个从乡下来的穷困小伙艰难进行脑瘤切除手术的过程。但影片揪动人心的不是手术的成功，而是Henry如何面对，回答他在影片开始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在残酷的现实，医生的职责，人的情感中挣扎。乌克兰经济恶化，老百姓生活贫困，许多慕名来看病的人因为诊断延误已经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面对充满希望的脸，他该怎么说?面对高度危险的手术，他是做还是不做?在给小伙子动手术之前，他痛骂lgor Kurilets用乌克兰的英雄主义冒险。
除了一次次令人心碎的门诊，压力巨大的手术，更让他心灵无法安宁的是多年前一个因为他的误诊而死亡的乌克兰女孩。最终，他决定去看望孩子的母亲。那是乌克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女孩的母亲和家人欢迎贵客般在泥泞的路上迎接他。他们在艰辛生活中仍不失的宽容，尊严，感激，让人无法不动容，久久难忘。Henry独自来到女孩的墓地，墓碑上是一个青春少女的雕像。女孩如果还活着，该到这般年纪了。画外音，Henry再一次自问自答：“What are we ifwe don’t trv to help others?We arenothing”(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帮助他人，我们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这是他焦虑的答案吗?应该是他在矛盾挣扎中不动摇的信念。
很幸运，在片库目录里一眼看到这个片名时，我马上迫不及待地改变回酒店的计划，把整个下午都放在了看片室。当打开这个片子的视频，片头那些舒缓的镜头把那张悲天悯人的脸展现在眼前时，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