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文学贡献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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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推动者，他不仅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还在许多方面对乐府诗进行了改造：扭转了文人对乐府诗的态度，突破了汉乐府歌辞、歌曲对应的死板形式，在内容上打破了题目、内容一致的原则，拓展了诗歌的题材与表现范围，扩大了叙事的空间，增加了抒情的程度，等等。曹操对诗歌改造，为后来文人诗歌的发展与繁荣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 曹操 乐府诗 文学贡献
曹操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才任能，在汉末纷乱割据的时代里统一了中国北方，为魏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文学上，以曹操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开创的“建安文学”更以其特有的风力和强大的感染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高峰。
曹操留存下来的诗歌总共20余首，皆系乐府诗。曹操的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的优良传统及《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多有革新。
一、扭转长期以来文人对乐府诗的态度
整个两汉，文人创作以铺张华丽的辞赋为荣，而经由文人创作的汉乐府，主要是用来娱乐，这不仅与汉乐府机构性质有关，还同统治者的审美息息相关。直到东汉末年，随着“人臣之贵已极”（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的出现，这种现象开始改变。曹操文韬武略，在长年的戎马倥偬之际，手不离书，加之喜爱和精通音乐，故能够创作出很多经过配乐演唱的乐府诗歌。“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武帝纪》）。过去，文人写作乐府歌辞，大都在享宴娱乐或者祭祀仪式上使用，一般不屑于用乐府进行文学创作。在位高权重、才情高卓的曹操的影响下，他身边多才多艺的建安文人纷纷加入乐府诗的创作行列中，出现了很多难得的优秀作品，乐府文学于是进入了文人乐府诗的创作新阶段。
二、在诗歌的形式上对汉乐府的突破
因为汉乐府是“被弦而歌”的，所以要求歌辞与歌曲有严密的对应关系。但是曹操打破了这种严密的对应规则，舍弃了原来进行乐府民歌创作的法则而随意发挥，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在古辞《善哉行》（“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为四言，曹操同题中的“古公甫，积德垂仁”亦为四言，而“自惜身薄枯，夙贱罹孤苦”却变成了五言；《步出夏门行》中，古辞本是五言（“邪径过空卢，好人常独居”），而曹操同题作品却是四言；《薤露》一诗，古辞本来是三、七句式，而曹操同题作品全部改为了五言句式。故清代朱乾的《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然其能变古为新，却是一大突破。不仅如此，曹操的一些乐府诗连旧题也不假借，直接自创新题，如《对酒》、《渡关山》等。
三、在内容上对乐府诗的拓展创新
（一）打破了乐府题目与内容的内在一致性。一般来说，汉乐府的歌辞与曲题是统一的，即乐府题目与内容有内在的一致性。而曹操却以我手写我心，毫无顾忌地打破常规。乐府《陌上桑》，郭茂倩说：“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罗敷出采桑於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乐府解题》曰：‘古辞言罗敷采桑，为使君所邀，盛亏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与前说不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无论是《古今注》还是《乐府解题》，它们都共同提到了“采桑”一事，即《陌上桑》都是写女子采桑之事。但是这一曲题到了曹操手中，却变成了曹氏《陌上桑》的求仙诗。原乐府《西门行》本来是劝说因为“人生不满百”，切忌“贪财惜费”，应该珍惜时光，“及时行乐”，而曹操的同题作品却写时代的离乱和人民的疾苦。又如《薤露》、《蒿里》，晋朝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於蒿里。”（崔豹《古今注》，《四部丛刊三编》・芝秀堂影印本）然曹操以同题作品记载当时历史状况，内容皆已改变。概言之，曹操的乐府诗多破成规，即曲虽用汉乐府之旧，却自创新辞，以乐府旧题写时事。
（二）拓展乐府诗题材，扩大表现范围。汉代文人一般不屑于作乐府诗，即使动笔，也不过是取之娱乐，故真正凝聚着乐府诗精华的则是汉官吏从民间搜集而来的乐府民歌。乐府民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里，其大致有几类：反映人民疾苦、表现下层人民悲惨命的，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豪门之贵的，如《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表达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大胆追求及爱与恨的，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有送葬时所唱丧歌的，如《薤露》、《蒿里》；还有仙人同乐题材的，如《练时日》、《上陵》。曹操在原乐府诗基础上则多出了几种题材：一是表达个人政治理想诗，如《度关山》、《对酒》，前者希望国家统一，君主贤明，百姓安乐，而后者则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的繁华景象；二是唯美壮大的山水诗，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三是作者的述志诗，如《短歌行》其二、《善哉行》三首。除此之外，曹操还加大了乐府诗的容量，把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记录下来，变成了史诗的，如《薤露》、《蒿里》。
（三）叙事范围空前扩大，历史画面浑雄壮阔。东汉的班固在评价两汉乐府诗时称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精辟地道出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叙事诗，汉乐府叙述的角度大都是平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作者来自不同阶层，更乐于把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在诗中便幻化为整体的细节描述，字字用心，句句见血，散发出极强的感染力。但两汉乐府毕竟是市井民众的个人书写，眼界相对狭小，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浑厚的历史容量。曹操的叙事诗，叙述的角度不是停留在个人对社会的抗争及在种种遭遇下的心态流程，而是着眼于历史强加给人类群体生命的大灾难，他要叙写自己作为一个独具慧眼的政治家耳闻目睹的历史事件，抒发自己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呼唤天下太平，避免类似残酷事件再次上演。《薤露》和被后人称为“诗史”和“汉末实录”（明钟惺《古诗归》）的《蒿里行》就是这类书写的代表之作。
（四）叙事中的抒情意味更加浓厚。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具有自觉的叙事意识，虽然不乏抒情诗篇，但总的来说还是叙事诗占主导地位，抒情手段只作为叙事手段的辅工具，无法与叙事手段一样提到艺术手法上的高层面。相比汉乐府，曹操诗歌不仅融抒情于叙事，而且抒情成分相当浓厚，抒发的感情也更加强烈，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他是因为要抒怀才铺写所叙之事。更有甚者，他还以乐府旧题专事抒情写志，彻底改变了乐府主题内容的构成。在《短歌行》其一的开始，曹操直接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而在诗的结尾，更是在显示作者拥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广阔胸襟后，强烈表达了自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愿望。诗句优美，气韵沉壮，感情真挚。《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我们看到了景致的苍茫雄健，出神入化；写情则博大精深，吞宇纳宙。古人评点精当：“《竭石》，未有海语，自有海情。孟德乐府，固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水，动人以声不以言。”（清王夫之《古诗评选》）
曹操出身宦官之家，低微卑贱，而性格“任侠放荡”，身处乱世又想荡平天下、建功立业，不通脱权变是难以实现的。他这种不拘陈格的创变思想应用在文学创作中，自然就会推陈出新，形成一代文风。曹操对汉乐府诗歌的改造，对四言诗体的创新，对政令文章的变革都根源于此，这也是他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