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盛名背后之地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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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周和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明四家”。沈周在明代就有着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国朝第一”和“吴门画派”的开创者，这种盛名自明清以来一直未有变化，散发着近乎永恒的魅力。
【关键词】沈周；明四家；顾颉刚
从历史文献上看，最早将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并称为“明四家”的说法，见于清末学者陈田（1849―1921年）的《明诗纪事》一书，书中这样说到：
“明四家画称沈、文、唐、仇。白石翁画、诗均是苍坚一派，惟画神明模范，深入董、巨之室，诗则不受拘束，吐词天拔而颓然自放，俚词谰言亦时揽入。然其奇惊之处，亦非拘拘绳墨者所能梦见也。画家有粗文细沈之目，余见翁和香亭图，工细绝伦，洵称合作。独惜十洲不能诗，未免有彭渊材之恨耳”。
陈田将沈、文、唐、仇四人并在一起，主要因由在于他们皆以丹青名世，严格意义上讲，只限制在绘画的范畴，而不包括书法，因为仇英书法水平不高，除了常见的“仇英实父制”款识外，很少见其留下诗词在作品上，而其他三家则数量繁多。沈周在四人中年龄最长，且在艺术上曾指导过文徵明、唐寅、都穆等书画名家，故被视为吴门画派的开创者。有意思的是，“吴门四家”皆以丹青名世，理应同属文苑范畴，《明史》却独将沈周一人列在了“隐逸”传中。四家之中，文、唐二人皆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并分别以“文待诏”和“唐解元”的名头行事，仇英实乃一地道的画工，亦与科举无涉，翻阅《明史》记载，不难发现对于隐居一事，沈周在实际行动中执行得最为彻底。然而，就是如此一个地地道道的隐士画家，却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以明代画坛为甚，沈周几乎成了异口同声的“国朝第一”的画家，其中的因由值得玩味思考。
一般认为沈周之所以在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因为他的文人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另外沈周学识渊博和德厚流光，这使得对他的艺术评价在其生前身后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从这个层面上讲，沈周的艺术地位几乎是永恒的。
上述研究思路借用了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1922年，顾颉刚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他认为：“古史是层类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顾颉刚史学研究的中心思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这个理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不但对古代史研究，而且对近代和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顾氏认为这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在笔者看来沈周在概念生成和图像文本上同样存在此种现象。
最早在书画文献上记载沈周绘事活动的是明代安徽休宁人詹景凤（1532―1602年），他在《东图玄览》一书中如许记载道：“沈启南大匹纸写山水二幅，一学吴仲圭，枯槁乏韵，大无意致，止如土苴尔。一法王叔明，焦墨，墨不及，然笔力差可观。又有绢写湖山草堂横幅，浅绛青绿，法仲圭兼子久”。詹氏此语主要揭示了沈周的绘画师承与风格。
嗣后，沈周的老乡，知名书画家兼学者王登（1535―1612年）在《国朝吴郡丹青志》中这样说：“先生（沈周）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王登第一次提出了“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的说法，这一说法又被后人所承继，由此奠定了沈周在“吴门画派”中的宗师地位。在这里，我们不要忽视王登与沈周同籍的身份。
几乎同时，著名书画鉴藏家，苏州昆山人张丑（1577―1643年）在《清河书画舫》中记载：“石田少时画本，不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为巨幅”。“而笔力又极苍古，足称集大成手，求之唐宋名卷，目中罕俦，真可雄视一世”。“笔法精妙，墨晕神奇，可使前无古后无今”。“始知我明以书画名家者称沈（周）、祝（允明），以诗文名家者称徐（祯卿）、王（世贞）”。张丑虽未直说沈周为“当代第一”，但其对沈周的赞颂却并不亚于王登。
明末清初的安徽凤阳人朱谋（1597―1649年）在《画史会要》中说：“至先生山水人物花鸟悉入神品，遂为当代第一。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不难发现，朱谋的说法与王登保持一致。
清初山东益都人孙承泽（1592―1676年）在《庚子消夏记》中言道：“石田画传世者多，然真伪相半，当石田晚年时自收其画，闻有伪者亦自娱收之，况至今耶”，“（江皋寄傲图）笔力高简，前无古人”。
江苏丹阳人姜绍书（1597―1679年）在《无声诗史》一书中载：“游于丹青以自适，追踪晋唐名家，及宋元而下，无弗探讨，山水则于董源巨然黄子久梅花道人，尤擅出蓝之美。王元美称先生画为国朝第一。文徵仲亦称吾石田为神仙中人云”。姜氏态度与王登并无二致。
浙江绍兴人徐沁（1621―1683年）在《明画录》中记载：“（沈周）工山水，宋元诸家皆能变化出入，而独于董北源巨然李营丘尤得心印，惟仿倪元镇不似，盖老笔过之也”。
安徽桐城人张廷玉（1672―1755年）在《明史》中记载：“（沈周）尤工于画，评者谓明世第一”。正史记载也保持了王登的说法，使沈周在官方文献的记载中亦取得了胜利。
浙江吴兴人沈辰（1723―1795年）在《书画缘》：“沈周，字启南，世称之曰石田先生，长洲人。景泰间已有重名，书法涪翁遒劲奇倔”。
苏州人陶（1772―1857年）在《红豆树馆书画记》中说：“山静居画论谓石田笔墨似其为人，浩浩落落自得于中”。“石田卷子假无一真，故人以沈卷相示必先蹙额以待，及展一二寸，见笔墨粗恶不欲观矣”。
广东顺德人梁廷（1796―1861年）在《藤花亭书画跋》中录：“石翁晚年应酬既繁，往往一日夜而书寻丈之卷，有余纸则大书题词以足之”。“只此一便知全鼎。我朝丹青家正不得不以石田为山斗云”。
清末民国时期的大藏家，浙江吴兴人庞元济（1864―1949年）在《虚斋名画录》一书中说：“本朝丘壑首推启南，片纸断缣得者奚啻珠玉”。“有明一代画家以石田为第一，独刘文成之于诗，董文敏之于书也。故当时有殊方异域皆知沈周先生之语”。
以上有关沈周的重要书画文献，最早起自王登的《国朝吴郡丹青志》一书，最晚至民国时期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前后四百余年来，对于“沈周绘画‘明世第一’”的评价，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制造了画史上“永恒的沈周”。细究这些评论，我们可以发现首次明确提出“沈周绘事第一”说法的是苏州人王登，嗣后安徽凤阳人朱谋、浙江吴兴人庞元济、江苏丹阳人姜绍书等都追随其说。其中，朱谋的文字完全是抄袭王登的，这种现象在明人的书画著述中司空见惯，已被当代学者所指出。而其他几位著述者的籍贯则都是江南，或者长期在江南一隅活动，他们的这些说法难免有地域偏见之嫌，这一点王登在其《国朝吴郡丹青志》一书的序言中表述的毫不隐晦。因为南方学术直接承继魏晋以来华夏衣冠的文化传统，更兼太湖一隅经济发达，形成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的风尚。同时，王登又和苏州的文人圈来往频繁，由是对于沈周的评价，南人大多夸大其词，北人则相对冷静低调。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宋室南渡以后，苏州和杭州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取代了长安、汴京、洛阳的地位。正是由于南宋出现了文化中心南移的契机，这才有明清南方文化独领的格局。沈周不仅书画水平较高，而且品行极好，更兼地处江南这一文化中心的优势地利，掌握书画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多密集于此，他们为沈周在画史上声誉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登、张丑、庞元济、姜绍书等人，和沈周属于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吴文化圈”，其内心的亲缘关系程度较高，他们和着画家一道创造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永恒的沈周”。
参考文献
[1]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2] 林家治.明四大家研究与艺术鉴赏・沈周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郭锐，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油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