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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建设仅靠“划红线”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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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收礼”是教育领域的沉疴难症之一,加大治理毫无疑问是应该的、紧迫的。但“不看广告看疗效”,我们见过太多的禁令,也听过无数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警告了,教育部这次的“禁令”能走出以往的尴尬吗?

治病得治根。任何职业伦理的坚守,终极力量都不是“禁令”,而是基于信仰基础上的自律;基于“禁令”基础上的职业伦理建设,基本上都是不断降低其“底线”。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谜,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就是,法律与道德在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各行其道。法律主要解决“禁止”什么的问题、“必须怎样”的问题,带有强制性;道德主要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带有倡导性。因此,解决路径也就不相同了,“禁止”性的东西交给司法去解决,“倡导”性的东西交给行业自律组织去解决。行政的权力,天然具有“膨胀、自肥、自我保护”的腐败倾向,注定是出台“禁令”容易、保证“禁令”不易。

扼守底线的方法,无非两种,一种是在底线上挣扎,另一种是抬高底线。我们只要看看西方教师伦理的演变,就会发现其鲜明特征:一是适用对象已从教师转向了所有的教育者;二是主要内容已从教师自身转向了对学生的承诺和对职业、专业的承诺;三是重心的基调已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四是主体本位已从教师转向学生。道理很简单,教育是培养人的工作,最主要的不是禁止做什么,而是应该做什么,不解决应该做什么,即使解决了“禁止做什么”,也只是消极的。

说穿了,教师之所以接受“请客送礼”,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教育还没能回到应该做什么的本真,加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学生及家长不得不请客送礼;二是教师地位的客观重要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保障,信仰与荣誉感的缺失导致教师接受“请客送礼”见怪不怪。当然,教师之所以接受“请客送礼”,也有两个直接外因,一是本应该纳入师德建设的教育行政部门从业人员却成了“他者;二是法律与伦理关系没有理顺、行政与司法缺乏制衡,师德建设就成了教育行政部门闭门造车的自说自话。

不能不赞成教育部出台类似“禁令”的良好初衷,但教师伦理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这种仅靠行政内部“禁令”的方式,极可能就是按下一个“葫芦”浮起另一个“瓢”,因为它不解决教师伦理的根本问题。教育部的类似“禁令”出台的还少吗?可以往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评估与反思吗?“禁令”多一个不多,但愿,这次“史上最严”的教师禁令,能够迅速见效,这样也可以为教育领域种种问题的根本治理,赢得宝贵的时间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