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文学的“吉普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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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在北京市首届“京华奖”颁奖典礼上，当王安顺市长将代表北京华人华侨最高荣誉的奖项――“京华奖”授予十名获奖人时，镁光灯竞相闪烁，场面极其热烈，甚至“一度有些失控”。
即便如此，你也总能在“混乱”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严歌苓。精致的淡妆，黑色卷发随意的披在肩上，一袭飘逸的白裙更显身姿婀娜。早已习惯了聚光灯的她面对媒体笑容温婉，举手投足间不失从容优雅。
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华裔女作家背后，有着不逊色于她笔下小说人物一般的传奇故事：年少参军，从舞蹈演员到战地记者，经过一次婚姻后旅美留学，成为著名作家，嫁给美国外交官……
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严歌苓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荷、西班牙等二十余种文字，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由于多部作品被陆续搬上荧屏，她也被称为“华裔第一女编剧”。
获得本届京华奖，严歌苓坦言：“这是我除了小说和电影之外，唯一获得的由政府颁发的奖项，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它赋予我除了文学艺术方面肯定之外的肯定。”
不得已操刀做编剧
严歌苓这次从柏林的一堆事务中抽身赶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助阵宣传将于5月16日在全国公映，由张艺谋执导的文艺大片――《归来》。
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201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当记者问起她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时，作为原著作者，严歌苓毫不掩饰对《归来》的称赞：“当我看过《归来》后不得不惊叹，张艺谋切入的角度太刁了，电影完全浓缩了小说最核心的内容。”
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一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家族史。小说中，严歌苓塑造的陆焉识生活在1920年代到1990年代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下，记录了他漫长起伏、荡气回肠的个人经历。她透露，陆焉识的角色原型来自于家人对于祖父的碎片化的记忆。
“可您曾经认为，《陆犯焉识》具有很强的‘抗拍性’？”记者追问。
“这篇小说的抗拍性基于近40万字的巨大篇幅，史诗性的叙述，一般来讲不适合拍成一个近一百分钟的电影，更何况故事叙述上来说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严歌苓认真地解释，旋即又笑了起来，流露出孩子般的任性，“还有人说严歌苓每一部作品都被导演买去拍电影，所以我写的时候就有一种抗拒的想法：这么大一部作品，这下让你们谁也买不了，拍不了电影了！”
没想到小说刚刚出版，张艺谋就跟她直言看过小说后被深深感动：“现在能够触动我的作品不多，但这个触动我了，所以一定要用一种形式把它拍成电影。”
“我想他也是挑战自己，挑战整个观众群。要知道，这并不是讨好观众的那类作品，这样干不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吗？”但严歌苓非常理解，“做艺术的人一定是任性的。”
经过两人反复商讨，张艺谋最终决定将发生在南方的故事情节搬到北方，邀请资深演员陈道明和巩俐作为主演。
谈到两位主演的表现，严歌苓感叹，“看片时，我被震惊了，陈道明简直就是我的祖父。”她补充说，“他那种高贵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我祖父留下的老照片非常相似。”
不过，对于巩俐饰演的冯婉瑜，严歌苓一开始有些拿不准，“导演把她搬到了北方，这个和我印象中的祖母完全不同。但看过巩俐的表演，我却非常佩服，她用演技告诉我，她才是我创作的那个冯婉瑜。”
从早期的《少女小渔》《天浴》，到近期的《金陵十三钗》《归来》；从《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到《铁梨花》《当幸福来敲门》，翻看严歌苓的作品列表，其中很多都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然而，当记者问起她对自己 “华裔第一金牌女编剧”的称号有何看法时，她却连连摇头。对记者说“其实你在问我这个问题时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改编’了我的作品，就证明我是一个小说家。”她笑了，“我想不断地更正我是一个作家，编剧是一种副业。我的很多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有的时候就属于不得已操刀做编剧。”
严歌苓直言，做编剧的过程并不是她的第一度创作，所以有的时候就让她觉得“不那么冲动”。当然，自己的作品被纷纷搬上荧幕，也是一件乐事，只不过，她是为了借此把影视观众“拉拢”成为自己的读者。
“小说和电影是小众和大众的关系。读我小说的人，不会超过一二十万，《金陵十三钗》上映后，读者就可能变成三十多万――电影可以使更多的人读起书来。”严歌苓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文学出版物很多，读者也不知道读什么。这时一个有号召力的导演出来挑选，何乐而不为。”
继2011年票房火爆的《金陵十三钗》之后，电影《归来》是张艺谋与严歌苓携手的第二次“亲密合作”。
“张导为人很好，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作过程是很开心的。当然，希望《归来》能够得到观众们的肯定。”
“神经”的寄居者
有人说，严歌苓之所以屡次受到大牌导演偏爱，是由于她的叙述大多是在对人性残酷的情感描述被逼上绝境后，又都在逻辑上给予了安抚。正是因为如此，非常适合电影故事的讲述方式――铺开崎岖山路后，即使不柳暗花明，也能峰回路转，把情感的寄托做心理归属。
而作品中深刻的情感，最终应追溯到她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生。
“我的经历就像吉普赛人，到处走到处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是那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正因为这样的身份形成了我独特的敏感，如同神经在外，所接触的痛感格外的痛。”
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由于成长于一个“文学断裂”的时代，严歌苓学生时代的教育都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的。而“那个时代最终使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
12岁那年，严歌苓参加了中国人民，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而意想不到的是，八年后突然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她送到了前线，当起了一名战地记者。这让她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严歌苓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调到部队的创作组之后，严歌苓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直到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新闻总署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上看到了她的作品，邀请她去美国作访问研究，当看到美国对艺术家的支持，年轻艺术家在一起激发出的思想碰撞时，她动了心。
1989年，严歌苓怀揣艺术的梦想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她一边要背负繁重的课业，一边辛苦地在餐馆打工挣钱。那段时间里，她总会有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觉。
文化的冲击，表达能力的缺失使得严歌苓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情感越来越丰富。在拼命学习英语的同时，她以留学生的身份开始感受周围移民的生活，搜集了大量中国先辈移民的故事，以丰富的情感创作出了《少女小渔》《扶桑》等一大批以移民题材为主的小说。其中《少女小渔》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扶桑》则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旧金山淘金时代的心碎往事。那是一个爱恨交织，物欲横流的时代，一切都围绕着神秘的女主人公扶桑――一个基于史实的中国与美国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纠结爱情而铺陈开来。
这部小说得到了美国、英国等国家各大媒体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曾如此评论：《扶桑》是一部以丰富的感性书写的、令人难以平静的作品。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种族间情爱，是对神秘莫测的人类情感的一次敏锐的探索性对话。
记者问：“在美国求学时，学业负担很重，还要打工赚钱，但还保持作品高产的这种坚韧源自于什么？”
“在创作时的我像一支燃烧的蜡烛，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思考，然后‘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晚睡不着觉。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就是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不多的素材时，要把它们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
在美国，严歌苓也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自此，人生在事业与爱情的双轨道上快乐行驶。2004年，她跟随自己外交官丈夫劳伦斯去了非洲。
“非洲是一个可以给我大量时间和思考空间的广袤土地，同时也提醒我人类很多历史上或正在进行中的苦难，这样我就自然而然想起了很多以前一直想写但是又没有时间和空间来思考的小说，尤其是一些思考比较深刻的小说。比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变化。同时，她十分强调自己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自己的影子。她坦言，“任何一个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都有一点我自己，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甚至是《扶桑》中的恶霸。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素质，和任何人物都要有共感力，如果没有，那这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本书，即自己经历过的。”
多年来，严歌苓跟随她的丈夫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她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感给予她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她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翻手苍凉，覆手繁华。
聚焦中国当下
严歌苓曾在文章中这样比喻她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写作之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她把自己的写作总结为四个阶段。“我最开始在国内，写作刚起步时写的都是军旅题材，这跟我的军旅生涯有关；出国后，作为留学生了解到很多移民的生活，因此就写了一些移民小说；在非洲游历的时间告别移民题材，写了一些以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例如小姨多鹤。”而目前，她开始进行新的尝试，开始书写当下的中国。
“我们社会转型期产生了种种巨变，不断地产生很好的故事。很多事情我可以从网上看到，我也喜欢听别人讲一些故事给我听，之前我在国外时还有一个叔叔经常给我做剪报，把报纸上有意思的故事剪下来寄给我，于是，第四个阶段的写作目标就是当代的中国人。”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加饱满生动，严歌苓会亲身体验生活。在她写《老师好美》的过程中，她就奔赴安徽马鞍山和山东泰安的学校“蹲点”，而在北京的一个中学做“卧底”时还是被老师一眼认出，问“你就是那个作家严歌苓吧”？
而她近期推出的新作《妈阁是座城》，就是在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她把视角对准了大众并不熟悉的“叠码仔”群体。小说主要讲述了2008年至2012年，澳门赌场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之间的故事。
尝试这个题材，是因为严歌苓有一次回中国，听到朋友讲了一些赌场的故事。“特别是听到中国最先致富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在赌场输掉江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惊心动魄。”为了创作这部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她专程去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与赌徒谈，与“叠码仔”谈，甚至亲自赌了几把。“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才能更有信心，写出来的文字才不会让人觉得是外行话。”写完之后，她拿给赌徒和叠码仔看，他们连声称赞：“写得太好了！”
如今，严歌苓与丈夫定居在柏林，生活清净、规律。“我每天保持6个小时的写作时间。”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做功课，到晚上和家人共进午餐，有时也会和劳伦斯共饮一些红酒。”
对话严歌苓
《中华儿女》：您有很多作品都是写移民群体的，您怎样看待自己的移民生活？
严歌苓：移民就是围城，出去了想回来，回来了想出去。回到柏林我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人住在外国，坐在一个咖啡馆里，清净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住在国外心情比较轻松，能够写作、读书、深思的原因。但时间长了会觉得中国多方便啊，人情交往多密切啊，就想回到中国，但回到中国后发现怎么这么多事情呀？你要做一个编剧、你要做一个作家、你要到处演讲、你要到处接受采访、照相，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身份很累，空气又不好，就又会怀念国外。
《中华儿女》：以您的亲身体会，当下外国人眼中的华人华侨是怎样的形象？
严歌苓：我们接触到的华人华侨都是美国或者德国的中产阶级，从当初的留学生变成现在白领阶层的中坚分子，是得到本地人的欣赏和认可的。与最早甚至是“卖猪仔”时期，修美国大铁路时期的老一代华侨不同，现在海外华人的整体形象在上升。尤其他们对大陆中国人有一种羡慕，都觉得大陆人好有钱，好能花钱啊，他们出来旅行团一个人都可以买好几样奢侈品，他们北京人卖掉一个房子能够买我好几个（笑）。
《中华儿女》：您怎么评价中国小说在世界上的地位？
严歌苓：应该来讲各个国家的小说都没有太高的地位。现在美国作家可能还算比较强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被阅读的还是不够。我觉得一个民族富强起来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要首先立起来，这不才20多年吗，然后才是他的文化地位，逐渐会开始注意你，现在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
《中华儿女》：有很多人说您是中国当代张爱玲，您认同吗？
严歌苓：当然有一些接近的，但大多数是不像的。我们都是女性，我们都出生在上海，都喜欢剖析人的心理。她提出“出名要趁早”，我也有共识。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要做就要做到登峰造极，有名就是有名，我觉得这样很痛快，不像是有些又想有名吧，又要花很多的精力让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名士，不在乎这些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是很虚伪的。
但张爱玲是一个地域作家，只有写上海的作品写得特别好。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写当地的生活，而不是只限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