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茸采集机制及经济效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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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茸（Tricholoma Matusutake）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食用野生菌之一，其独特的味道、文化象征、国内资源的下降以及需求的增长，使松茸在世界主要消费国的日本备受尊崇。云南是世界和中国松茸的主要产地，同时是日本松茸的主要进口地，出口量占整个中国的70%、日本进口量的40%。2004以来，云南松茸年出口创汇连超5000万美元，成为除烟草制品以外出口量最大的农副产品。松茸产业对云南9个地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与产区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特别是天保工程实施后，这种作用就更为突出。然而，作为一种非木材林产品，松茸采集既不受林地权属也不受森林权属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公共产权资源”，其非排他性造成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同时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目前，受缺乏对松茸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了解、科学抽样观察和商业研究报告的局限性、无长期观测数据等的限制，无法准确说明松茸的再生产性和产量，从而无证据说明松茸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Antho ny Amend等，2010）。而在民族众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云南，森林权属、生计策略、传统知识、资源分布的差异，孕育了社区水平不同的松茸采集制度，其本质区别是松茸资源的产权开放性不同。本文，从比较社区水平不同松茸采集制度及松茸经济收益入手，分析采集制度的形成原因，从经济上检验松茸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以期为松茸资源的采集管理提供参考。
1 社区水平松茸采集制度的界定
制度（Institutions）是一个社会或组织的规程或规则，通过帮助社会或组织中的人们形成每个人认为能合理的处理与他人关系的预期，来促进人们之间的协调；在经济关系范畴内，制度的核心是在经济活动中建立使用资源的权利以及由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合理预期。在云南松茸产区，松茸多生长于社区周边的森林中，森林权属复杂，大部分是集体林，同时有自留山、责任山、承包山以及划归社区管理的部分国有林。长久以来，当地社区形成了适应社区森林权属、历史文化、传统知识、生计策略、资源分布特点的社区松茸采集制度。不同采集制度的核心是松茸资源的采集权利的开放性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及分配的差异。如把这种多样化的松茸采集制度加以归纳，大致可分为开放式（Open Access）采集制度，无论本村还是外村村民都可以进入本村所有林区采集；集体式（Common Access）采集制度,仅本村村民可以进入本村林区采集且在村内采集地点无限制；私人式采集制度（Private Access）,仅责任山、自留山、承包山的户主拥有对生长在各自林地松茸的采集权。
2 研究方法及松茸分级
选取滇西北大理州大理市的乐和村、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的吉迪村以及保山市隆阳区的海棠村为研究地点，3个村对应的松茸采集制度分别为开放、集体和私人式。在松茸收获季节驻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分为村领导深度访谈、家庭随机抽样调查、在当地松茸市场或松茸收购点对当时正在出售松茸的采集者随机调查3个部分。其中，村领导访谈在于了解该村松茸采集制度的细节及形成过程、原因；家庭调查侧重于分析采集农户特征、社会经济情况、生计策略；采集者调查主要工作是实地度量并记录其所采集每一个松茸的长度、重量、采集者预测的松茸生长天数、不同等级松茸的出售价格并观察松茸的外观和形状。采集者调查是本研究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不同等级松茸的价格相差悬殊，而松茸的等级由其长度、重量、外观和形状所决定。在外观和形状较好或完好的情况下，长度、重量与松茸价格成正相关；而松茸的生长天数决定其长度、重量特别是外观和形状，超过一定生长天数松茸的长度不再增加，重量虽增加但外观和形状发生变化，主要是菌冠逐渐开伞直至腐烂。松茸分级及为严格，细分有10余个等级，一般情况下当地松茸收购粗略分为3个等级:菌冠未开伞，且长度达到10cm以上、重量达到60克以上为一级品；菌冠半开伞长度8cm以上或菌冠未开伞长度6~10cm的为二级品；菌冠全开伞或长度小于6cm的为三级品，其中长度小于6cm的一般被收购者列为童茸，而云南省松茸相关管理规定为长度小于5cm的为童茸，禁止采集和收购。研究设计每村调查25户农户、15位采集者。所发放的75份家庭问卷，有效率为97%，实为73份；45份采集者问卷，有效率为100%，实为45份；实地度量松茸1254个。
3 调查社区松茸采集制度及相关情况
3.1 乐和村
乐和村所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云南松茸中等产区，社区距县城15km，有农户176户，主要民族为白族。村辖森林面积1133.33hm2，1997年自留山划分到户，平均每户大概1.33hm2。全村森林适宜松茸生长，但产松茸的菌坛分布密度小，产量不高。该村松茸采集在采集地点和采集方法上无任何规定，处于完全放任状态，即便外村村民也可进入林区采集，进入农户自留山采集也无限制,据当地村民估计有50~60位外来采集者。
3.2 吉迪村
吉迪村所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云南松茸高产区，社区距县城 31km，有农户 148 户，主要民族为藏族。村辖森林面积6666.67hm2，地广人稀，该村森林完全属于集体所有，农户无任何自留山和责任山。全村森林适宜松茸生长，松茸菌坛分布密度大，产量极高。与位于香格里拉县的其他村庄相似，村里制定了松茸采集的村规民约，主要包括：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该村林区采集松茸；本村村民不允许采集长度在5cm以下的童茸；不允许用铁器等伤害性的器具采集松茸；村委会建立村级松茸市场，规定统一的开市时间，并对来收购的商贩收取一定的市场维护费用。长久以来，在香格里拉，逐渐形成了各村村民在各村森林辖区采集松茸的制度，当地藏民大多遵守。
3.3 海棠村
海棠村所在的保山市为云南松茸低产区，社区距县城40km，有农户228户，主要民族为汉族。村辖森林面积1200hm2,1982年全村森林划分到户，均为农户责任山或自留山。海棠村适宜松茸生长的森林仅 66.67hm2且连成一片，均距农户房屋不远，该66.67hm2的松茸林产权属于50余户家庭所有。海棠松茸采集制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97年以前，松茸采集属于完全放任式，谁见谁采；为了规范管理，1997~2000年，村委会对该村松茸采取了集体管理和采集的措施，松茸收获季节由村委会选派人员管护和采集松茸，并统一出售，来自松茸的收入全部用于为全村村民缴纳当时的农业相关税费和村里的集体公益事业；2000年以后，随着松茸价格的增长、农户意识的改变以及集体管理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拥有松茸林产权的部分农户对集体管理提出了异议，随后逐渐形成了50余户农户管理和采集自家松茸的制度。如今，海棠松茸的采集权仅限拥有松茸林产权的50余户农户，其中少许家庭的责任山或自留山中产松茸的菌坛少、或缺乏劳动力和时间管护，就把松茸林承包给其他农户。松茸收获时节，各家各户在其松茸林中守护松茸，松茸高产月份吃住都在搭建在松茸林中的简易茅草棚中。松茸偷盗或破坏松茸林的现象偶有出现，仅是个例。
4 采集农户特征分析
调查显示，3 个村的农户家庭规模集中在 4~6人，其中吉迪村家庭规模相对较大；家庭及人均收入偏低，吉迪村尤其贫困；松茸是当地采集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吉迪村占农户年收入的近80%。乐和村参与松茸采集农户的比例为64%，因调查时处于松茸低产月份，林中所出松茸较少，据估计松茸高产月份采集农户比例能达到90%；海棠村由于当地私人式的采集制度，松茸采集权被当地拥有松茸林产权的22%~25%的农户掌控；而吉迪村参与松茸采集的农户比例为100%，见表1。参与松茸采集农户比例的不同，反应了不同的生计策略。采集和守护松茸是一项艰辛、耗时且性价比较低的工作，采集者从村庄到森林徒步来回加上耗费在森林中寻找松茸的时间要花费一整天，且单个采集者当天收入大多不超过30元，在乐和有的采集者甚至收入低于10元；在海棠，收获时节采集户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在松茸林中守护，以防他人偷采，松茸收获高峰月份吃住都在松茸林中的简易茅草棚中。海棠私人式采集制度的形成，正反应了松茸在农户生计中的重要性；在乐和，调查时参与松茸采集的农户大多属于收入来源少，基本以务农、间歇性且低薪的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的家庭，而家庭收入来源较多、在外有较高兼业和非农工作的农户一般不会在松茸低产月份采集，即使在高产月份也不会耗费过多时间在松茸采集上；而吉迪，绝大多数农户除松茸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重要的收入来源。松茸采集和家庭生计策略、贫困相关性非常大，一般壮年劳动力少、教育程度低、劳动力工作性质以务农为主的家庭，即生计所要求的能力低、物质和社会资源不足的家庭，从事松茸采集比例高、耗费时间多。根据调查结果，表2归纳了3个村的劳动力特征。
5 不同采集制度下松茸质量、收益特征分析
采用SPSS17.0对海棠的私人式、吉迪的集体式、乐和的开放式采集制度下采集的松茸长度、重量、生长天数、收益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各村采集特征。
5.1 松茸质量及收益
3个村所采松茸长度、重量、生长天数、收益之间差异显著。长度特征，3个村差异显著，海棠松茸最长、吉迪松茸最短，海棠和吉迪长度分布较均匀；重量特征，海棠和乐和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和吉迪差异显著，吉迪松茸最轻，同时海棠和吉迪松茸重量分布较均匀；生长天数，3个村的差异显著，吉迪松茸生长天数最短且分布较均匀，乐和松茸生长天数最长但分布不均匀，海棠松茸生长天数适中且分布较均匀；单个松茸收益，乐和与吉迪极低且二者差异不显著，海棠极高且和前二者差异显著，见表3。乐和所采集松茸长度均值和海棠相差不大，重量均值大于海棠，但单个松茸收益却极低，仅比吉迪略高，说明乐和所采集松茸外观和形状的质量特征普遍不好，且极值频率较高。如表4所示，乐和所采集松茸几乎一半长度位于10cm以下，而生长天数超过10天的32.7%，5天以下的32.7%，说明乐和松茸的长度、重量特征被极值拉高，且开伞菌比例大，所以大多数松茸属于二、三级品。吉迪松茸5天以下被采集比例近90%，长度、重量普遍不够，均属于二、三级品。而海棠松茸长度、重量、外观和形状普遍较好，基本属于一级品，单个松茸收益超过10元的达到67.8%。
5.2 松茸特征与收益相关性分析
长度、重量、生长天数和单个松茸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海棠、吉迪采集松茸3个变量和收益呈正相关，且相关性高，影响显著程度依次是重量、长度、生长天数，其中吉迪松茸生长天数对收益的影响最为显著。乐和采集松茸长度、重量与价格呈正相关，但相关性明显不如前两村显著，而生长天数与价格呈负相关（见表5）。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松茸的理想生长时间为7~10天，此时松茸的形状保持完好且长度和重量达到一定水平；小于此生长天数的松茸长度和重量不够，大于则菌冠逐渐开伞直至腐烂；而生长天数2天以下的基本为长度达不到6cm的童茸。海棠松茸收益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松茸都在理想时间被采集；吉迪松茸绝大多数被过早采集；而乐和同时呈现松茸被过早和过晚采集的特征，过晚采集导致松茸菌冠逐渐开伞，从而收益随着生长天数的增加而下降，负相关的出现还说明乐和所采集松茸生长天数极值出现频率不但高而且极值大，调查数据显示乐和所采集开伞松茸生长天数大多集中在15~20天。
6 采集行为特征分析
6.1 采集行为特征
在采集制度保证的情况下，一个有经验的采集者能很好的控制采集时间。海棠私人式的采集制度，使采集者能待松茸生长到最理想的状态再采集，数据显示海棠73.6%的松茸都在理想生长天数范围内被采集。吉迪松茸采集虽限于本村村民，松茸仍属于公共产权资源，因其“属于每一个人”，所以它们“就不属于任何人”。资源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每个采集者的采集都是合法的，所以各个采集者就会获得一种动力，以赶在对方之前尽可能从这一财产中捕获更多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吉迪39.3%的松茸生长不超过2天即被采集，50.1%的松茸2~5天被采集，而接近松茸理想生长时间5~10天被采集的松茸仅为9.7%，这导致吉迪松茸长度、重量值都极低，从而收益低下。乐和开放式的松茸采集制度，竞争激烈性应更甚于吉迪，但乐和采集松茸同时呈现被过早和过晚采集特征，且绝对过早即2天以下被采集频率低。乐和在三村之间较高的收入，使松茸在农户生计策略中的地位相对较弱，从而竞争性减弱。公共产权资源在乐和同时呈现出被过度使用和闲置使用的特征，同时乐和采集者之间的合作性高于吉迪。被过晚采集的32.7%松茸可能分布于较偏远的森林；被过早采集的32.7%的松茸可能分布于较近的集体林中，相对弱的竞争性，使采集者大多遵循不采集生长期2天以下童茸的不成文规定；而接近理想生长状态5~10天范围内被采集的松茸，可能多数分布于农户的自留山中，调查发现部分采集者不会到别家的自留山中采集松茸，即少部分采集者采取了合作的策略，但无制度保障又使绝大多数采集者不敢等到最理想生长状态7天以上再采集自家林子的松茸，这部分松茸大多在5~7天被采集。
6.2 采集行为特征及收益模型
经济学上的模型“囚徒困境”被用来解释公共产权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模型中A、B两个公共产权资源使用者如达成协议并采取合作，限制各自的使用量或规范各自使用情况，则双方获得同样高的利润；如一方履行协议采取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则不合作者将获得更高的利润，而合作者利润较低。因此，即使双方达成协议，双方仍有很多动机采取不合作策略，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在这一对策中，不管对方怎样选择，A和B都有一个最优策略选择，即选择不合作就能得到一个较高的利润。所以双方的占优策略都是不合作，因此纳什均衡是双方都不合作，从而各自都得到一个较低的利润（张巨勇，2004）。根据3个村的松茸采集特征，把模型变量加以扩展，可得到海棠、乐和、吉迪不同采集制度下松茸采集和收益特征的模型。假定有A、B、C3个能进入林区采集松茸的采集者，林中松茸产量是1kg，而一般一级松茸价格是二级松茸3倍、二级松茸价格是三级松茸价格3倍，设一、二、三等级松茸价格分别为9元/kg、3元/kg、1元/kg。A、B、C所选择的策略是：（1）海棠村拥有松茸产权的A、B和无松茸产权的C，均采取合作策略，A、B均在7~10天生长期采集各自林子里的松茸并且不进入他人林子采集，而C也不进入拥有松茸产权的他人林子采集，所采集松茸为一级，总收益9；（2）乐和村A采集者采取合作策略，但无采集制度保障担心松茸被他人采集的情况下采集5~6天接近一级的松茸，B、C采集者不合作采集2~5天的二级松茸，同时1/3的松茸被过晚采集，总收益大概3；（3）吉迪村A、B、C均不合作，其中A、B采集2~5天仅超过童茸长度的二级松茸，C极度不合作采集2天以下的童茸，总收益大概2.3。
7 讨论
7.1 松茸资源的过度使用
松茸产量是否在下降及其程度问题一直困扰着从事松茸研究的工作者和决策者，至今仍是一个经验性的猜测，无充分证据说明。松茸短暂的生命周期、生长的隐蔽性、不均匀的分布特征，要求在相当大且多样性的环境中进行抽样观察；对松茸的生物量和数量进行测算受统计方法的影响；而政府部门松茸贸易的统计数据更是受市场价格、采集制度的变化、采集习惯、消费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童茸、开伞松茸游离于正常销售渠道之外。本文分析了位于云南松茸高、中、低三个产区三种不同采集制度下三个村庄所采集松茸的质量、收益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松茸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并提供了充分的数据说明。结果表明，云南主产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松茸存在被严重过度使用的可能性；中等产区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州、市，过度使用情况弱于主产区，但受当地生计策略的影响，出现部分松茸被过晚采集导致资源浪费的情况；而如保山等林权情况较清晰的松茸低产地区，可能是云南松茸唯一未被过度使用的地区。研究结果同时证明了云南松茸产业在山区农户脱贫致富、贡献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力，如果松茸采集能像海棠村一样规范，云南松茸产业产值将成倍增长。
7.2 海棠松茸采集制度推行的可行性
海棠松茸采集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放任式采集、集体管理、私人式采集的过程。最终采集制度的形成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当地生计策略、当地农户收入和文化水平、松茸资源的分布特点等，其中海棠村1982年就较为清晰的森林权属制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海棠模式的形成和推广需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集体林改革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农户对森林权属意识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对生长在森林中的非木材林产品，因为长久以来非木材林产品就被认为是属于公共产权资源的未凝集劳动力的野生产品。所以，海棠模式的推广，需要集体林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监管和宣传到位，也需要国家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逐渐深入所带来的农户文化水平、收入的提高和多元化的生计策略。而乐和村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出现少部分农户自觉的不去他人自留山采集松茸的情况，说明了海棠模式在这类集体林改革基本完成、农户文化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生计策略相对多元化地区推行的可能性。而在吉迪所处的云南松茸主产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区林改基本仅是试点实施，当地农户大多绝对贫困、收入来源及其单一、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加上当地传统文化和知识的影响，海棠模式的推广任重而道远。
7.3 松茸采集的长效机制和当今途径
可持续且收益有保障的松茸采集制度的建立需要考虑资源权属、当地生计策略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森林权属的真正实现需要有稳定政策的保障，同时要有来源于森林收入的利润的驱动。集体林改革不能仅限于划分给农户一定面积的森林和确定各家各户森林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木材采伐、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可以使人们在种植树木和林业管理上投入更多。而当森林真正成为人们收入来源时，各家各户林子中的非木材林产品才能真正意义上从公共产权资源变为私人产权资源。否则，长久以来国有、集体管理模式下森林中野生的非木材林产品资源是公共产权资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转变。同时，在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制度管理上，要充分考虑贫困人口的生计。在云南绝大多数山区，来自采集非木材林产品的收入是这部分家庭特别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一般情况下，越贫困的家庭花费在非木材林产品采集上的劳动力和时间越多。特别是对于价值较高的非木材林产品，要避免这种资源被少数物质和社会资源较多的农户所控制，从而失去其惠及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意义。
在短期内松茸资源不大可能从公共或集体产权资源转变为私人产权资源的情况下，需要一定的规则来减少松茸的过度采集，这在云南松茸主产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尤其重要。在社区水平，根据当地传统知识对松茸生长特性的了解，可以考虑整个松茸采收季节中松茸生长高峰期的几天为禁止采集期，然后再开放采集，如此反复。在松茸收获季节建立禁止采集期和开放采集期，可以降低资源的过度使用。而在产业水平，松茸产业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需要从农户、中间商、经销商、出口商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整条完整商品链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入手。云南松茸相关管理条例规定长度5cm以下的松茸为童茸，禁止采集、收购和销售，而在大部分产区，中间商把收购标准提高为6cm以下为童茸，可以看出整条商品连的参与者利益息息相关且相互影响较大。市场监管需要加强，以杜绝收购、销售和加工童茸的现象，必要时候苛以重罚并销毁不合格产品的短痛措施，也许能换来长期的市场健康。制定更为严格的松茸标准、加强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同时注意发挥商品链中各个参与者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也许是当今较为可行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