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消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拉动消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增长缓慢，使我国出口增速下滑。为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外需转变到主要依靠内需上来。在我国目前投资率较高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落在拉动消费上。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政府政策导向、居民收入较低以及城镇化水平较低。要刺激消费，必须改变政府的收支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提高城镇化水平等。

关键词：外需；内需；消费；消费率；经济增长方式；收支结构；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52-05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是内需，净出口是外需。在我国目前投资率较高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落在拉动消费上。党的十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为此，本文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考察我国消费率的现状，剖析形成原因，进而提出拉动消费的对策。

一、我国消费现状与国际比较

（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中趋降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不同时期由于政策取向不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不同。由表1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时大时小且很不稳定。投资受国家政策导向影响较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由于国家采取了扩张政策，使得1985年和2009年两个年份贡献率超过80%。而在1990年由于执行了紧缩的政策，投资的贡献率只有1.8%。而净出口受国际经济的影响较大，对国内经济的贡献时正时负、时大时小，波动频繁。有的年份为负且数值较大，如1985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为-66.4%，2009年贡献率是-37.4%。有的年份贡献率为正，贡献率达到50.4%（1990），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由于政策导向，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使得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处于下降的趋势。为此，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必须重视消费。

（二）我国的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较

由表2可见，2001—201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大致低于GDP的增长率2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并且起初二者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如2001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为6.1%，而GDP增长率为8.3%，到2007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为10.9%，而GDP的增长率增加到14.2%。之后二者差距逐渐缩小，到2011年居民消费增长率首次超过GDP增长率。大部分年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变化是同步的，也有个别年份差距较大，如2003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仅增长0.3%，而城镇居民为7.0%。2005年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大于城镇居民5.8个百分点。

（三）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化趋势

由表3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而投资是增加的趋势。消费率由1985年最高66%下降到2010年的48.2%。资本形成率则由1990年最低的34.9%上升到2010年的48.1%。到2011年，虽然资本形成率仍比2010年略高，但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得到逆转，由2010年的48.2%增加到2011年的49.0%。

（四）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笔者选取几个发达国家和几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来2002—2010年的消费率来说明（见表4）。我国的消费率与其他国家消费率相比差别明显。期间，无论是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埃及、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消费率都在70%以上。消费率最高的是美国，年均消费率在85%以上。我国的消费率仅为50%左右，消费率较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还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际上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大约为70%。韩国的发展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和我国有些类似。2002—2010年韩国消费率一直都在65%。与韩国相比，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比其最低点还低十几个百分点。

（五）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投资来源于储蓄，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投资率高，说明储蓄率高。而储蓄是消费者个人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后的剩余，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率低。所以，投资率可以反衬消费率的情况。

首先与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相比。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的投资率近几年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世界平均投资率却呈下降趋势。我国投资率从1990年的36.1%上升为2009年的47.6%，世界平均水平却由23.4%下降到2009年的19.1%。同时，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19.1%，而同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7.6%。

其次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韩国、印度的的投资率都比较高，但都低于40%，而中国的投资率达到40%以上。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来看，我国的投资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的确需要高速的投资增长率来支撑。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投资热情较高，近几年扩张财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暴露了地方政府不科学的决策。地方政府重增长轻发展，把增加投资项目作为实现GDP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导致产能过剩。

二、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低，消费增长乏力

据有关统计，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2009年下降到为39.8%。1990—2009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4.6个百分点。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持续增加，到一定阶段后趋于相对稳定。2008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瑞士为62.4%，美国为55.8%，英国为54.5%，德国为48.8%。

（二）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近年来，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 由1999年63.34%下降到2008年的48.7%。同时行业的差别也不断扩大，垄断行业职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5～10倍。根据马晓河的计算，1990—2003年，城市中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扩大到8.4倍；在农村，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扩大到7.33倍。不仅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在扩大，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见表6）。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只有2.2∶1，到2004年上升为3.21∶1，2006年进一步扩大到3.28∶1。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在我国仍将维持一段时间。林毅夫预计，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会达到4.9∶1。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使整个经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人们的消费预期下降，还使社会消费量降低。

（三）城镇化水平低，造成总体消费水平低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3%，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1年的6.9亿，已经过半。之前一直是城镇人口少于农村。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同，一般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村。由表7可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比，最低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2.2，最高的年份是2003年、2004年两年达到3.8。尽管最近几年差距有所减小，但仍为3.6以上。城镇化水平低，影响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四）新“三座大山”抑制了居民消费

我国政府的公共教育、卫生保健与社会保障和福利等三项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9%、2.0%和3%。与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其他主要国家相比，都是最低的。而近年来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却在不断扩大，形成了抑制居民其他消费的新“三座大山”。一是居民教育支出增长较快。教育支出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迅速扩大。据估算，近十年，我国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支付能力计算，是世界大学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二是住房支出增加。近几年城市房价一路走高，无论是过高的首付款还是较高的月供，其支出水平都明显超出一般城镇居民的支付能力，大大挤占了中低收入者的其他消费需求。在农村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建房与装修热，加大了住房方面的支出，相应地挤占了农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份额。三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农村居民、老年人、低收入者以及失业人群，很难适应医疗费的上升。教育、住房和医疗三大支出具有刚性，迫使人们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

三、拉动消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一）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稳定的引擎

从表1中“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很大，但波动也大，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而消费是最稳定的因素。因此，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重视消费。

（二）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由表8可知，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我国虽还处于人口红利期，但目前出现的“民工荒”和企业工资上涨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预示着人口红利即将结束。我国出口产品低成本优势是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民工荒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民工荒带来的工资上涨的压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出口产品的利润空间。这是出口下降的国内因素。

（三）世界经济低迷，迫使我国经济转型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外贸依存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其由1985年的22.7%提高到1995年的45%，2003—2006年维持在60%以上。从2006年以来，外贸依存度出现回落态势。美国的外贸依存度，1978年是14.9%，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维持在15%～18%的水平。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外贸依存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21%～26%，到了80年代中期则下降到20%以下。由此可见，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不仅如此，外贸依存度还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增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和欧洲债务危机，使我们所面临的外部市场萎缩，导致我国出口下降。由此，要使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市场，有效增加内需，转变过去由投资增长与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为主要依靠消费增长的模式，这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四）提高消费率的可能性

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具有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特点，这是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投资率过高所形成产能过剩必须由消费的增加来消化。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消费率比较低，说明提高消费率具有很大的空间。

四、提高消费率的对策建议

（一）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费倾向

1. 要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强化累进税功能，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比例；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实行有差别的累进所得税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范围；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对低收入者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助。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增强公众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现期消费。

2. 要改革劳动薪酬结构，实现工资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步增长。十报告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国外的经验也证明，提高工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如日本1960年12月27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使国民经济得到高速发展。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95美元，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17 143美元，一跃超过美国。

3. 要打破行政垄断，缩小收入差距。以2008年为例，垄断行业员工人数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是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15倍，创世界纪录。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形式的垄断，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4. 要增加对低收入者的生活救助。目前，我国仍拥有数百万的低收入者。为了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并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政府应该增加对他们的转移支付。

（二）调整政府政策取向，减少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

转变中央政府的需求管理方式。一方面改变政府主导的对铁路、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所谓“铁公基”的大规模投资性建设，另一方面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将节约的资金用于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民生支出，从基建到民生，减少居民的负担。

第一，加大医疗保障方面的投入，建立基本的卫生保健制度。国家或地方政府还应设立专项资金增设公立医院，确保低收入群体可以就近看病。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实行医疗保障全覆盖。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医、药分开，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节约居民用于医药方面的支出。

第二，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应加大并稳定教育方面的投入，达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实现农村与城市贫困人群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降低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

第三，增加经适房和廉租房的供给，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

通过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制度的不断完善，使不同阶层的居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住得起房，减少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解决其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三）加快城镇化建设，发挥城镇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谈到21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时说，城镇化是三大挑战之首，他把城镇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喻为“火车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为人口的集聚效应。一方面，农民进城由农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增加了农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也会大量增加工业品的消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从前述的城乡消费比来看，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民，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其次，人口集聚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和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从国际经验看，一般城镇化率达到70%才能稳定下来。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需要20年。城市化将是扩大内需的有力支撑和重要引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扩大消费，不是要降低投资。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一旦降低，会使国民收入发生乘数效应，使经济大幅下滑。扩大消费，也不是鼓励浪费。而是通过政府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降低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引导居民合理消费。

参考文献：

[1]罗云毅.我国当前消费率水平是否“偏低”[J].宏观经济研究，2000，（5）：38-40.

[2]王雪峰，李京文.我国消费率长期波动、持续下降成因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3]乔卫国.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成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5，（8）：22-28.

[4]晁钢令，王丽娟.我国消费率合理性的评判标准[J].财贸经济，2009，（4）：99-103.

[5]于文涛.当前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北方经济，2006，（3）：31-32.

[6]李英.农民增收、消费与经济的协调发展[J].工业技术经济，2009，（2）：72-73.

[7]王子先.世界各国消费率演变的趋势、比较及启示[J].求是，2006，（4）：56-58.

[8]曾光.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研究——基于2010年省际截面数据的因子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

[9]董小麟.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2013，（7）.

[10]任彪，柴亮.我国消费投资与出口的协调关系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6）.

[11]林寿富.中国环境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及提升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3，（5）：91-99.